2024年是我国极地考察40周年。自1984年首次南极考察开始，一批又一批考察队员远赴极地、奋战冰雪，书写着我国极地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历程。这期间，武汉大学师生参与了我国39次南极和17次北极科学考察活动，他们手绘了我国南极第一幅地形图，命名了第一个中国南极地名，搭建了我国第一个互联网极地管理信息化平台，是参加极地考察最早、次数最多、派出科考队员最多的高校。前不久，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获得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称号。

　　2024年4月15日，“雪龙”号极地考察破冰船顺利抵达位于上海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宣告历时5个多月，总航程8万多海里的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耿通：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心情真的是非常激动。

　　去年10月20日，李雪平、张保军、耿通、褚馨德4名武汉大学师生，分别乘坐“雪龙”号、“雪龙2”号一路向南，执行南极海平面变化监测、南极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跟踪站建设、冰川变化监测等考察任务。95后的耿通是第一次参加南极科考。抵达南极中山站后，他就和队员们迅速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南极内陆，不仅有绚丽的极光和可爱的企鹅，也暗藏着无数风险。一次，科考队遭遇罕见的风暴天气，风力接近13级，一整辆车都被掩埋在了冰雪之下。

　　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耿通：当时我们在回程的路上，大概距离中山站100公里处，强大的风暴引起了剧烈的“地吹雪”现象，能见度最严重的时候不足5米。在原地停滞了大约两天的时间，当时队长也是强烈要求我们不要擅自下车，因为有可能下车之后就再也找不到回车的路了。面对自然的力量，感觉到我们人类的渺小。

　　这次南极考察，耿通参与完成了10多项科研任务，包括新建3套冰川观测设施，首次在南极洲第二大埋深湖——麒麟冰下湖建设了基于北斗系统的冰流速跟踪站等。而最令耿通难忘且自豪的是，2024年元旦当天，他和队员们在位于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的昆仑站，举行了庄重的升国旗仪式，作为升旗手之一，将五星红旗升起在了南极冰盖之巅。

　　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耿通：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感受到了我们祖国极地科考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光辉历程，非常兴奋，也非常自豪。我们生逢其时，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作为青年人应当与时代同频共振，将自己的专业所学，技能所长应用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1998年出生的褚馨德，是此次武汉大学参加南极科考队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这次的任务是对我国发现的“陨石宝库”格罗夫山，展开首次大范围无人机航测以及陨石分布航空调查试验。然而，在极地环境下使用无人机，要克服的困难很多，为了完成任务，他和队友每次都需要耐心等待时机。

　　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褚馨德：白天的时候风速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无法执行无人机航测的任务，一直等到了晚上10点钟。执行完任务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2点钟了，回到营地的时候，我们发现还有一些队员在工作，非常感动。

　　建设“秦岭站”，是本次南极科考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武汉大学副研究员张保军，承担了建站和科考的双重任务，这也是他第二次来到南极。时隔10年，再次踏上南极大陆，最令张保军感到自豪的是，和10年前相比，我国极地科研实力有了翻天覆地的飞跃。

　　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张保军：我第一次去其实是2013年出发，当时我们只有一艘科考船，卸货的时候，离站有二十几公里，破冰能力不够，就没办法往里面再进了。但是今年“雪龙2”不光是自己破冰，还给运送建筑物资的“天惠轮”开路，直接穿到了离秦岭站可能只有几百米的位置，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也是综合国力的体现。

　　极地考察是科技硬实力支撑下的“国家大事业”，背后离不开一代代青年人才的培养和科学家精神的传承。“极地测绘之父”鄂栋臣教授、登顶南极最高点第一人张胜凯老师，一代又一代武大师生不畏艰辛，前赴后继，把青春奉献给祖国极地考察事业。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艾松涛是学校参加极地科考次数最多的一位，先后16次前往南北两极，带队建成了我国境外第一个北斗监测站。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发的“双龙探极”时空信息平台，不仅能全程监测“雪龙2”号的航行动态和周边环境，及时做出预警和判断，还能提供全球最新的破冰船、飞行器等极区人类活动记录等，为我国极地专项工作的开展提供重要支撑。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  艾松涛：作为现在的青年人来说，你要认准的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业，要锻炼真本领，看准的方向，就要坚持不懈地往前走，只有在坚持，才能达到自己理想的彼岸。

　　（总台央视记者  潘虹旭  许浒  湖北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