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昌俊

　　近日，江西崇义县出台“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礼遇机制，推进婚俗改革，给新人家庭提供子女入学、交通出行等正向激励，其中，“零彩礼”“低彩礼”的标准为：男方给女方的聘礼、礼金为零或不超过3.9万元（不含返还礼金和嫁妆折价）。“零彩礼”“低彩礼”夫妻的子女（含农村户口）持礼遇卡可在学前、义务教育阶段，在全县范围内按照第一顺序择校入学，该消息引发热议。

　　近几年，对“高价彩礼”的治理在各个层面都颇受重视，很多地方也出台了详细的治理举措。崇义县从颁证礼遇、子女入学等10个方面来鼓励“零彩礼”“低彩礼”，政策诚意可谓是“拉满”了。客观说，与过去曝光的一些争议性做法相比，崇义县的政策其实并不算太极端。但其仍是以一种争议性的方式受到社会的关注。

　　比如，对此的一种普遍性质疑是，彩礼不超过3.9万元，要如何核实？享受婚礼宴席优惠可以理解，但子女优先入学是否影响到教育公平？当地相关工作人员表示，选定3.9万元这个标准是因为当地彩礼数额习惯性带“9”字，谐音吉利，再加上崇义本地的彩礼不算高，所以定了这个数额；当地是根据学生居住地所处学区入学，他们前期做过调查，也和教科体局沟通过，不会和现有的入学政策冲突，不会影响学生入学公平性。

　　该回应似乎也算是言之有据。但抛开政策的程序性争议，类似的“高价彩礼”治理措施公布后，一种更普遍的社会疑虑其实是，它们真的有效吗？像网友留言——“非常理解这种心情，但彩礼是民俗，即便纳入法律法规，也很难落到实处”，就非常具有代表性。也就是说，相比政策程序上的公正性，当前社会上一些针对“高价彩礼”的治理举措，所面临的更大问题其实是信任危机——社会付出了不少的公共资源，但到头来“高价彩礼”可能并没有真正被“打”下来。这才是更需要正视的治理尴尬，或者说治理复杂性。

　　其实，作为一种民俗现象，“高价彩礼”的形成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要想仅凭几项政策就彻底根治，本身就有点异想天开。更何况，彩礼的“高”与“低”，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完全会有不同的答案。因此，政府出面干预引导，注定需要多一些耐心和“长久之计”，指望出台一个政策就立竿见影，注定不切实际。并且，一旦被急于求成的治理导向所绑架，结果很可能出台一些用力过猛、突破程序，或违背合理“公私”边界的争议性政策，由此导致治理行为本身陷入公信力危机，甚至引发新的问题。

　　以崇义县的举措看，鼓励“低彩礼”的各种政策激励是非常全面的，但正因为激励大，结果是否只会催生更多“作弊”的行为来换取礼遇资源，而非真正降低彩礼？也就是说，在实施中如何评估治理的真实效果，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若连这个问题都没法解决，政策自然也就难言有真正的社会支持——千万别低估了社会认同对于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性，尤其是涉及民俗方面的政策。

　　指出这一点，不是要鸡蛋里挑骨头，给治理高价彩礼的行为泼冷水，而是需要进一步形成共识：无论是彩礼标准的确定，还是相关激励政策的制定，若能事先征求社会意见，确保有足够的民意基础，才能真正增强民众对政策的响应程度。此外，这些年不少地方都出台了政策，一些还被列为典型，这种情况下相比各地继续自行摸索，是否可以对那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加以效仿？这或比追求“标新立异”，更利于降低政策试错成本。

　　去年12月，多部门联合举行的“推进移风易俗治理高额彩礼”新闻发布会介绍，2020年以来，民政部先后分两批确定了32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相关试点地区已形成较好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那么，这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是什么？为何又未能被崇义这样的地方效仿跟进？这方面完全可以向社会有更多的披露。否则，受关注的大多是各种争议性政策，真正值得推广的有效做法却被“埋没”，这只会让更多地方在移风易俗上走“弯路”。（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