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他们是“医生的医生”“生命的法官”，大多数的时间，他们都在盯着显微镜下的方寸之地，在色彩斑斓的抽象图案中，探寻疾病的本质。

他们几乎不直接面对患者，但却是病情的最终诊断者。他们就是病理科医生，幕后的英雄！

今天《医路人生》栏目走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了解病理科主任张红凯的背后故事。

“医生的医生”主要做什么？

“我是做病理诊断的。说到病理学，普通人可能了解得并不多。在国外叫doctor's doctor，就是“医生的医生”。因为我们每天干的活，都是给医院相关科室的医生回答他们所治疗的患者到底得了什么病的问题。”张红凯告诉我们。

病理科其主要任务是在医疗过程中承担病理诊断工作，通过各种方法从人体获得组织或细胞活体组织检查、脱落和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以及尸体剖检，通过肉眼和显微镜观察及其它的特殊检查，为临床提供明确的疾病病理诊断，确定疾病的性质。

对于死因不明的尸体，有时还需要尸体剖验，查明死亡原因。因为病理诊断往往是疾病的最终诊断报告不是影像学的描述，而是明确的疾病名称，尤其癌与非癌、何种类型的癌，是病理诊断最重要的。

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有一句名言：“病理学乃医学之本。”因此，病理医生亦被称为“医生的医生”。

张红凯告诉我们，自己也是阴差阳错选择了病理科。没想到的是，自己在病理科工作20年之余，逐渐发现了其中的“趣味”，她形容起自己职业，觉得像一位“侦探”。

当好“侦探”的要求是什么？

“医生不管做什么，都要站在患者的角度出发”。张红凯一直在强调，虽然自己的工作没有办法和患者直接打交道，但是他们对病理的每一次定义，可能都将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所以她在工作的时候总是会“慎之又慎”。

她和我们回忆起了刚工作不久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有一个4岁的小姑娘来就医，起因是阴道出血。在做检查时发现宫颈口长了一个小东西，取了病理后，经过张红凯和同事的商讨判断像是个淋巴造血系统来的恶性肿瘤。

“这在当时是个罕见病，所以慎重起见，我们让患者家属把切片拿到咱北京专门做淋巴造血肿瘤诊断的专科医生那里去看，最后发的报告是'高度可疑髓系肉瘤'”。张红凯说。

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的爸妈非常担心，去了各大医院咨询治疗意见，医生的建议多是偏向于尽快化疗，因为这个肿瘤是个高度恶性肿瘤，发展起来会很快，不及时化疗很可能会耽误治疗的时机。

张红凯回忆道：“当家属在走廊里流着泪和我说这个结果时，我多问了一句，孩子现在情况怎么样，还流血吗？他说，孩子挺好的，做完手术、用了一些消炎药，没有再流血”。

听到家长这么说，又看到活泼可爱的小姑娘精神状态也都很好。于是，张红凯思考再三，向孩子的家属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或者可以再观察观察？

治与不治对家属来说肯定是个非常痛苦纠结的事，但权衡利弊后，这位家长最终采取了观察的方法，而幸运的是孩子也一直很好，现在都成大姑娘了，十多年过去了，孩子依旧很健康。

这个例子让张红凯的印象非常深，现在回想起来，张红凯还是能和我们侃侃而谈。

她说，这个病例一直在提醒她几件事：病理虽然是金标准，但病理也有不确定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理智，既不能冒进，也不能掉以轻心，要和临床和患者多沟通，取得相互的理解与支持；第二，病理医生有时也需要和患者/家属面对面沟通，而不是单单打印一张仅有文字的病理报告给他们。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病理报告看不懂，不知道每一行字所代表的意义；另外，也许，你的一句话就能解除他们内心的纠结与痛苦，让他们作出对他们自己更有利的选择。

未来，有哪些计划？

作为一名科室主任，张红凯一刻都不敢松懈。在她的带领下，北京中医医院病理科可谓是蒸蒸日上。

规范化流程、统一专业用语、鼓励大家学习新的知识……张红凯一直在尽自己所能，让这个科室发展得更快一点。“院里领导非常支持我们科的工作，基本什么仪器都是最新的，这就把压力给到了我们，我们是一定要时刻保持学习状态，不辜负任何人的信任”。

每到中午午休的时候，张红凯总会带着科室的几个人一起看病理切片、探讨一些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她说，医生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不学习的话，可能会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进步。

未来，张红凯表示，一定会跟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拥抱新技术、新思想，比如进一步探索AI在病理诊断中的作用。

另外，目前病理还只是在认识疾病性质上发挥作用，还没有专门为中医的证型判别等提供更有针对性帮助。她希望以后这个方向可以成为一个病理的新领域。而中医的辨证也能为病理的发展提供发展的方向。希望病理和中医在将来能更好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