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会海让广大基层干部深恶痛绝。多地基层干部反映，当前一些地方文山会海出现反弹回潮现象，且表现形式屡屡变异，令基层干部叫苦不迭。

　　之一、以会“套”会，以时间补数量。

　　一些地方和部门仍习惯以会议落实会议，认为只要会议安排了，就等于工作落实了，出问题时，开过的会就成了“挡箭牌”。要求控制会议数量，那就在会议时长上做文章——在大会之中“套”小会，哪怕不相关的会也都“绑着开”，以会议时间的延长弥补会议数量的压减。一些地方对此乐此不疲，原本1个小时可以结束的会，可以开半天甚至更长时间。“大家知道上级有套开的会议，于是先弄几颗糖放口袋里。”华东地区一名县委书记说，开几次就懂了，到饭点都结束不了。

　　之二、“陪会”不止，主业生疏。

　　凑人数、开大会，开会就是为了等散会。如今部分地方“陪会”风盛行，以体现对上级领导的重视。华南地区一名县长透露，会议占用其三分之二的工作时间，基层干部淹没在“会海”中。多地基层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作为非会议对口部门、日常业务并不相关的干部，自己常被要求参会，即便“心有不愿”，也只能把业务工作闲置一边，到会“凑个人数”。有的基层干部戏称自己的工作状态是“工作时间陪会，休息时间加班”，大量工作只能在陪会结束后进行。

　　之三、视会议为“待遇”，随意扩大参会范围和规模。

　　动辄点名“一把手”参会、要求全员参会……多名基层干部透露，部分上级单位领导喜欢“摆排场”，随意提高会议规格，扩大参会人员范围，把会场变成体现自己权力、待遇的“秀场”。西部某县多名干部表示，一些会议不管内容是否重要，均要求乡镇党委或政府的主官到现场参加，认为前来参会的人数越多，尤其是乡镇主官都来参会，就越显示自己有威信、有面子，虚荣心得到满足。“部分领导干部对会议有一种执念，这个会议不开，显得我这个部门就不重要，没存在感了，所以必须开，而不管会议本身是否有其必要性。”华北地区一名县委书记说。

　　之四、“一竿子插到底”演化为“一竿子重复到底”，“关键少数”疲于奔会，“困”在会议室。

　　西部某县一名县处级干部介绍，原本可以大幅提升效率的视频会议，如今出现变异。有的视频会议自上而下层层召开，同样的内容市县乡村层层开一遍，“一竿子重复到底”，以致一些基层干部得参加四五次。沿海某县级市委组织部长表示，当前市县领导每天有许多会议，不少视频会议内容跟业务没什么关系，但也不得不参加，“困”在了会议室。

　　之五、改头换面，借“云”反弹。

　　北方一名处级干部介绍，上级单位虽然减少了纸质文件的下发，但电子平台、App推送、群发微信等成为发文新渠道，让人眼花缭乱、疲于应付。乡镇干部手机上普遍装有多个工作App和微信公众号，每天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完成App上的留痕任务。一些地方对名目繁多的政务App提出注册、登录、打卡、问题反馈等硬性要求，并与基层干部工作考核挂钩，导致大家“压力山大”。

　　之六、沉迷于搞变通，文件“红头”变“白头”。

　　中部某省多名基层干部反映，一些单位“红头”文件少了、“白头”文件却多了，尽管不编号，但效力是一样的。一名市委书记透露，许多文件缺乏指导性和精准性，大量大而化之的内容充斥其中，通篇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最后部分——出了问题要严肃问责，基层对这些“白头”文件也不敢怠慢。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以内部通知、口头指示、电话通知、工作便函等形式代替下发文件，进一步增加了“发文”的随意性。

　　之七、热衷统计造假，搞“数字减负”。

　　有基层干部反映，因为带密级的文件不纳入统计范围，有的地方就把根本没有什么机密的文件定性为涉密文件下发，形成发文数量减少的假象；还有的地方将原本由县委县政府名义下发的文件改为相关部门下发，由于没有文号，并不纳入统计。从表面看，会议或文件的数量减少了，但其实什么都没少，工作总在纸上游走。

　　近年来，中央在精文减会方面持续发力，频繁开会发文的情况得到较大改善，但在制度设计上仍有待完善。受访干部认为，文山会海既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突出表现，也是困扰基层的老大难问题。一些地方对文山会海的治理搞变通、打折扣，其根源是政绩观错位。

　　要持续健全导向科学的考评体系。受访干部表示，应以工作实绩、群众满意度为评价干部工作的“硬指标”，以此树立崇尚实绩、鼓励实干的正确用人导向，为基层减负，为务实加码。引导党员干部端正政绩观，重实绩轻痕迹，破除“开会就是落实、讲话才是重视”的思维惯性。

　　要进一步严格会议和文件管理制度，明确主体责任。多名基层干部表示，各地各级领导干部对会议权威性和严肃性要有清醒认识，在工作中坚决把住文件、会议的数量关和规模关，减少非必要的会议，未经上级领导批准不得随意扩大会议规格，努力在工作效能上下功夫，切实通过可行措施为基层减负，解决具体问题，回应基层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