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吴遇利 实习生 杨雨婷

　　近日，优化汽车限购措施在促消费政策中被接连提及，或将为车市带来“及时雨”。

　　7月2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等13个部门联名印发《关于促进汽车消费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其中提出，优化汽车限购管理政策。鼓励限购地区尽早下达全年购车指标，实施城区、郊区指标差异化政策，因地制宜增加年度购车指标投放。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司副司长常铁威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们积极协调有关限购地区，结合实际，鼓励因地制宜增加年度的购车指标投放，实施城区、郊区指标的差异化政策，尽早下达全年购车指标，加快投放的进度，更好满足居民的汽车购买出行需求。”

　　7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其中明确指出，优化汽车购买使用管理。各地区不得新增汽车限购措施，已实施限购的地区因地制宜优化汽车限购措施。

　　8月1日，据深圳商报消息，广东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广东正推动放宽广州、深圳“限牌”；支持广州、深圳等汽车大市实施购车补贴、以旧换新，扩大新能源车销量。

　　8省市对汽车限购

　　已有城市增加指标放宽限购

　　汽车限购政策往往通过限制牌照购买来执行。目前国内对汽车进行限购的地区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杭州、石家庄、海南8个省市。在上述限购城市购车，市民要先通过摇号或拍牌的方式获取牌照指标。

　　中国最早的汽车限购政策始于上海。1994年，上海开始对中心城区新增私家车额度进行限制，对车牌进行拍卖。不过大规模限购则是从北京开始。2010年底，北京市政府公布《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北京正式进入汽车限购时代。

　　此前，汽车限购城市的名单上还有贵阳。贵阳自2011年开始实行汽车限购政策，2019年9月10日，贵阳市人民政府宣布废止政府规章《贵阳市小客车号牌管理暂行规定》，正式取消摇号购车政策，成为全国汽车限购城市中首个完全解除限购的城市。

　　其他城市在汽车促消费的政策推动下，也会通过在一定时期内增加指标，放宽汽车限购政策。

　　上海在2022年年内新增非营业性客车牌照额度4万个。广州和深圳两个城市已经多次在汽车促消费活动中加大指标投放力度。例如在去年5-6月期间，深圳在原有基础上增加1万个购车指标，广州增加3万个购车指标。

　　据广东发布，今年4月，深圳发布绿牌指标个人申请条件调整的公告，非深户可持居住证直接申请绿牌，对社保不做要求。

　　限购政策出台最直接的因素就是治理城市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问题，但对于限购城市的“无车族”来说并不友好。

　　“从大学毕业开始摇号，现在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也没摇上。”北京市民吴先生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北京市实施汽车限购摇号政策的初衷是控制汽车保有量、缓解交通拥堵，但十余年后，北京市汽车保有量全国第一，像他一样的刚需家庭只能“望车兴叹”。

　　消费者的购车需求因限购政策而被抑制，因此不少业内人士都呼吁取消汽车限购政策，相关部门在近年来也多次发文鼓励地方优化限购政策、增加指标投放等。

　　为汽车限购松绑：

　　从购买管理到使用管理

　　汽车行业产出规模大、产业链带动效应广、就业岗位需求高，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此外，汽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具有乘数效应，还会带动其他领域的消费。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付炳锋在2023中国汽车论坛上表示，结合全球汽车发达国家的历程判断，预计中国汽车内需消费的顶峰大约为4000万辆/年，长期来看我国汽车市场还有很大增长空间。与此同时，业内普遍预期，今年汽车市场整体规模相较2022年不会有明显增长。

　　为汽车限购松绑将是车市的一场“及时雨”。招商证券在研报中提出，放宽汽车限购政策的目的是充分释放消费潜力，放松限购是一种政策成本低、见效快的刺激手段。

　　全国人大代表，广汽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冯兴亚曾在今年3月提出，我国多个大型城市已实行汽车限购政策多年，对最具购买力的消费市场客观上形成了需求压制。在环保理念逐步深入人心、汽车消费趋于理性且亟需拉动内需的当下，通过对限购政策进行优化，有限度地释放部分大城市购车需求具有可行性。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放开限购能有效促进消费潜力，尤其是部分限购导致城市汽车保有量严重落后的城市，汽车消费有较大消费增长空间。

　　乘联会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有84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百万辆，同比增加5个城市，其中6个限购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天津。其中，保有量为300-400万辆的共13个城市，其中深圳、杭州、广州、天津4个限购；400-500万辆的4个城市，苏州、郑州、西安、武汉均不限购；500-600万辆的城市有成都、重庆、上海，其中仅上海限购；600万辆以上的1个城市是北京。

　　乘联会研究发现，限购城市的销售结构是主城区的销售比例偏高。由于有钱才有车，限购城市的主城区车辆占比较限购初期明显提升，这与限购初衷不一致。

　　此外，深圳、天津、杭州三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都位于全国保有量前8名之外，保有水平有提升空间，尤其是杭州与宁波的城市地位差距大，但保有量相近。因此，崔东树认为，目前低于400万汽车保有量的限购城市，应该放开私车限购。

　　除针对性的放开限购之外，从购买管理到使用管理的转变，是近年来政策发展的重要方向。

　　加速由购车管理向用车管理转变这一精神已多次被提及。2020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就提到了“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

　　“使用管理上被我们提的比较多的其实就是‘拥堵费’，学习新加坡和伦敦，向进入市区主干道路的车辆征收拥堵费，提了很多年，但暂时不好落地。”某汽车流通行业专家对记者表示，使用管理涉及很高的城市管理水平，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尤其要注意被国外使用最广的收费方式可能变为“为富裕群体开绿灯”。因此，要转变为使用管理，甚至最终放开限购，都尚需时日。不过他补充说，从购买管理转向使用管理是明确方向，随着智能汽车、智慧交通的发展，汽车使用管理的条件也正在逐渐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