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地方将生活污水违法排入附近溶洞、个别化工园区地下水特征污染物超出园区范围……记者近期走访山东、江西等地了解到，我国地下水污染形势日趋复杂，水质状况有待改善。

　　近年来，我国地下水污染风险防控压力加大，但地下水污染防治面临重视不足、管理机制不畅、专项资金缺乏、技术力量薄弱等难点，地下水污染尚处于“曝光一处、管控一处”状态，在源头管控方面存在短板。

　　人为因素是地下水污染主因

　　记者调研了解到，地下水是所有污染源最终载体，水体隐蔽性强、治理难度大，而我国地下水水质现状不容乐观。

　　2023年5月发布的《2022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监测的1890个国家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点位中，Ⅰ～Ⅳ类水质点位占77.6%，Ⅴ类占22.4%，影响水质的主要超标指标为铁、硫酸盐和氯化物。自然资源部2023年1月发布的《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年度报告2021》显示，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有效数据覆盖的318个地级行政区中，127个城市地下水水质以Ⅴ类水居多。

　　江西某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表示，化工行业带来的地下水污染扩散风险较为突出。国考点位以及自行监测情况显示，当地地下水国考点无Ⅴ类水，但数家在产企业地块地下水监测水质为Ⅴ类，且个别化工集中区地下水特征污染物污染范围超出化工园区边界，对此当地正开展在产企业及园区的防渗抽查。

　　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张静的团队统计分析显示，2011年—2020年我国发生的43起地下水源受污染事故中，受污染的地下水型饮用水源共有39处，其中28处在北方地区，主要集中在海河、黄河流域，陕西、山东、河南、河北数量较多。

　　成都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现场监测人员在锦江黄龙溪古镇段提取水样。资料照片

　　“地下水受污染途径主要是地表水或土壤受污染后，污染物在渗透作用下进入地下间接造成污染，也有废水回灌造成地下水源污染的记录。”张静表示，上述43处地下水源污染事故均由人为因素引起，其中企业违规排污和倾倒固体废物、生产事故是主要污染原因，占比分别为39%和22%，农业生产、水产养殖导致的污染事故也占较大比重。

　　2021年中央环保督察通报过多起人为因素导致地下水污染案例。例如，贵州毕节市大方县生活污水产生量约为2.8万吨/天，但实际处理能力仅1.4万吨/天，当地通过3条排污沟渠将污水违法排入附近溶洞，对独特的岩溶生态系统和地下水造成严重影响；安徽蚌埠市固镇经济开发区地处淮河流域，固镇经济开发区及其周边农田内存在多个污水渗坑，采样监测显示，化学需氧量浓度、氨氮浓度分别超地表水Ⅲ类标准496倍、447倍，对地下水环境造成严重威胁。

　　监测防治能力存不足

　　记者调研了解到，我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起步较晚，当前面临重视不足、管理机制不畅、专项资金缺乏、技术力量薄弱等难点。

　　业内人士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重点区域和污染源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监测预警、在产企业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等方面的规范、导则、技术指南尚不完善，在产企业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缺少法律依据，这就导致化工园区、矿山开采区等重点区域和行业的地下水环境监管尚存空白，以山东一市为例，当地监测站点对水源地及重点污染源覆盖率不高，仅为25%。

　　资金匮乏是导致部分地方防治工作跟不上的原因之一。一些基层干部反映，地下水治理难度远高于地表水，但当地现有地下水治理资金仅占水污染防治资金的10%—15%，工作难以推进。以地下水环境监测井网建设为例，这一耗时长、投资大的基础性工作，目前几乎全由财政托底，而单个监测井的建设成本达数十万元，每年开井涉及的洗井、取样、实验室监测等成本约1万元/口，地方建设、运营压力较大。

　　“此外，现在地下水相关工作分散在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部门间壁垒未完全打通，在数据互联互通方面还存在短板，地下水监管‘一张网’尚未建立。”一些受访的基层干部表示，最初地下水管理归属自然资源部门，主要从资源保护角度开展工作，2019年后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转到生态环境部门，而生态环境部门相关监测能力、数据基础较为薄弱。

　　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张静等分析说，我国地下水环境检测能力不足，水质在线检测工作起步较晚，污染物在线监测技术及仪器还不成熟，也没有形成完善的应急警报体系，预见性、先导性的地下水污染治理技术模式储备有所欠缺。

　　主要负责山东宁阳经济开发区地下水污染调查的山东省地矿局第五大队、第八大队的多名技术人员表示，地下水污染范围是波动的，如果找不到准确的污染范围，治理成本会非常高，而现有技术条件难以精准调查和刻画地下水污染情况，特别是在非均质、低渗透等地层条件下。

　　同时，由于地下水污染治理具有复杂性和难恢复性，一旦受到污染，一般修复技术仅能消除人群健康风险，基本无法恢复水资源功能，裂隙水、岩溶水分布区域的污染扩散控制难度更大。以湘江上游湖南株洲市临武县甘溪河历史遗留矿井涌水治理工程为例，当地曾向全球发布技术招标，一些科研团队“来的时候信心满满，但看了之后连连摇头”，一直没有找到特别成熟的技术方案。

　　须加强协作 提高源头防治能力

　　受访人士建议，建立“分区管理 分类防治”的地下水污染防治体系，划定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建立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各地政府牵头明确地方各部门职责，从信息共享、污染预警和治理等方面着手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

　　“建议加强地下水污染防治技术研究，围绕地下水污染调查、监测预警、污染溯源、风险管控、修复治理等技术问题进行集中攻坚。”北方工业大学副教授、中国化工学会会员李文表示，建立多层级、多层次的专家咨询体系，加大对基层的业务能力培训，提升基层地下水污染防治科技水平。

　　张静表示，开展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分批分期查清重点污染源及周边的地下水污染底数尤为关键。建议督促相关企业落实地下水防治和监测措施，在持续加强监测体系建设基础上，建立地下水监测井和抗旱井等现有设施互通互用机制。

　　山东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土壤和固废生态科科员王婷等建议，深入推进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加强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定期开展污染调查评估。针对有风险的水源，督促地方政府因地制宜采取污染防治、水厂处理或者更换水源等方式，确保饮用水水质安全。

　　与此同时，山东宁阳经济开发区应急环保部副部长许璐等建议，依托媒体加大宣传地下水污染的危害性和防治的重要性，增强公众、企业地下水保护意识。（记者 程迪 杨文 倪元锦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