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5月26日发表题为《在中国问题上，华盛顿如今受害于“政策俘获”，而不是群体思维》的文章，作者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助理教授戴维·M·麦考特。全文摘编如下：

 关于中国问题的最新常识是，华盛顿正陷于群体思维——这种现象指的是，一个群体无视相反的观点和矛盾的证据，坚持采取一种行动方针，尽管这是意识形态上的“有色眼镜”。美国对华政策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一致认为，群体思维正在导致糟糕的战略，不管是因为它低估还是高估了中国挑战。

然而，并非整个华盛顿都在中国问题上陷于群体思维。在美国国家安全圈子中有大量关于中国的讨论和不同想法。那么，为什么带有更多鹰派色彩的声音会占据主导地位？如何才能平衡并抵消它们？

群体思维的出现源于保持群体凝聚力的必要性。任何参加过一次规模足够大的会议的人都知道，当没有人反对讨论或协议的方向时，就会出现群体思维，因为反对似乎比会议可能达成的任何次优决定都要糟糕，包括根本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然而，实际上，保持美国外交政策界的一致性与美国安全专家正在参与的关于美中政策的激烈辩论所希望实现的目标背道而驰。

把复杂的过程归结为群体思维等心理原因十分常见——想想认知偏见或负面刻板印象。尽管这些标签有科学性，但它们也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往往带有政治色彩的社会现实转移到所谓“去个人化”的集体思维。换句话说，仅仅归咎于群体思维，掩盖了华盛顿自2016年以来在对北京所持看法的范式变化背后的更混乱过程。

反接触者就这种对中国普遍看法的转变（从潜在伙伴变为对手，并越来越多地转向事实上的敌人）有更好的说法：“政策俘获”。那些主张重新恢复接触并谨慎管控美中竞争的人顶多得到了礼貌的容忍，无疑并不占据权威地位。掌权的那些人认为华盛顿和北京陷于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意识形态冲突。

对中国发展的担忧在贝拉克·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内增强。在特朗普政府任内，对接触持批评态度人士的观点被转化为政策——从贸易战到旨在重塑政府各部门优先事项的“中国行动计划”。拜登政府完全没有寻求逆转，而是保持了这一路线，利用了观点与特朗普政府人员非常相似的华盛顿人士的专业知识。

人们认为，朝向更强硬方针的转变构成了华盛顿外交政策决策方面的两党群体思维，这一观点忽视了那些对这一新方向表示担忧的中国问题专家——智库学者、前外交官和商界人士。前财政部长保尔森等亲商界人士对脱钩的逻辑提出了质疑。把当代关于中国的争论误认为群体思维而不是“政策俘获”，这事关重大，因为这会导致不恰当的解决办法。此外，专家们担心，接触的停止是否导致了美国与中国缺乏危机管理所需的双边关系，而这十分危险。

并非所有美国外交政策精英都在中国问题上持相同看法——不仅仅在中国的行动和意图方面，还有华盛顿应该作出何种回应，美国的利益是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政策最能为美国服务。

许多人担心，竞争太容易滑向对抗，回归到一种受到管控的大国竞争将是明智的。美国政府应该听取被边缘化的其他声音，因为这些声音对美国的利益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它们仍然坚决地反对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