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　志

　　《法治日报》记者连续多日采访了北京、湖南、广东等地30多名劳动者发现，近九成职场人或多或少需要加班，近六成职场人平均每天加班超过1小时；且有一半的职场人加班后得不到任何形式的补偿，如加班费、调休等。

　　九成劳动者需要加班，这份小范围的调查，应该跟很多劳动者的感受相符。比如在互联网行业，以前一些企业管理者公然宣称“996”工作制，而随着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的提升，公然要求强制加班的现象减少，但企业通过工资、考核等机制，还是能让员工“自愿”加班。

　　所谓“自愿”加班，更像是一种“被自愿”。报道中提到，一些领导没有提出加班要求，但布置的工作量在工作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绩效考核自然会受到影响。为了保证工资水准不下降，员工只能加班加点。

　　企业逼着员工在加班和降薪之间做选择，这种变相强制加班，对劳动者休息权造成的伤害更隐蔽，成了企业规避法律风险的一种套路。同时，由于维权举证难度更高，这也让劳动者陷入更被动的困境。

　　不管是强制加班，还是打着“自愿”的幌子变相强制加班，都是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劳动法》中关于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明确提到：“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需要和劳动者协商。

　　的确，有些企业用工成本较高，但这也不是牺牲劳动者休息权的理由。企业不能转嫁成本，最后让劳动者埋单。更何况，部分企业把员工加班时间的长短当成了衡量员工是否有奉献精神、尽职尽责的唯一指标，以至于“无效加班”盛行，“下班就走”反而变成了一种偷懒。

　　企业能靠着不合理的工资结构、考勤机制，让员工“自愿”加班，说到底，还是因为劳资双方的关系不对等。用人单位作为资方，掌握着主动权，而劳动者要想依法维权，一方面面临着很高的举证成本；另一方面，可能要付出失去工作的代价，所以往往只能忍气吞声。

　　而企业之间的竞争，让牺牲劳动者权益，变成了一种提高自身竞争优势的内卷手段。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生态下，超时加班自然就成了一种企业文化，一种潜规则，员工很难与之抗衡。

　　面对这种局面，首先还得让《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硬起来，为劳动者撑腰。比如，可以畅通投诉举报的机制，让劳动者有更多的维权通道；再如，劳动监察执法等职能部门，加大对违法违规企业的惩罚力度，提升企业强制加班的法律代价，倒逼落实法律规定；又或者更好地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让它能够为劳动者权益及时兜底……

　　强制加班的土壤深厚，要想在一朝一夕破除绝非易事。但不论如何，长时间加班是透支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在劳动者权利觉醒的当下，理当从常态化的监督执法做起，打破强制加班，让休息权归位。（熊　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