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4月6日）

　　重庆姐弟坠亡案二审开庭

　　案情回顾：2020年11月2日下午3时30分许，居住在重庆市南岸区锦江华府4单元15楼的雪雪（化名）、洋洋（化名）坠楼身亡。经警方侦查后发现，该起坠楼事件是一起故意杀人案，两幼童生父张波及其女友叶诚尘正是嫌疑人。2021年12月28日，重庆市五中院一审判决张波、叶诚尘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后，两被告人提出上诉。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外公外婆：盼维持死刑判决告慰孩子

　　据澎湃新闻消息，两名被害小孩的外公外婆表示，法院允准他们7个旁听名额，一审判决两名被告人死刑后，他们的心里稍感宽慰。得知两被告人上诉后，他们在等待二审的一年多时间里，一家人备受痛苦煎熬。他们期盼这一天的到来，希望能维持一审的死刑判决。

　　“我坚信法律会还两个孩子公道，一审时展示的证据，足以证明两名被告人毫无人性，残忍杀害两个小孩。”两小孩的外婆表示，2岁的雪雪被杀害后，家人怎么抹她的眼睛都无法闭上，最后都是睁着眼火化的。她期盼法院能维持一审死刑判决，让他们能告慰死不瞑目的孩子。

　　知情人士表示，当天的庭审可能会持续一整天，尚不清楚是否会当庭宣判。

　　被告从狱中寄来多封恳求信

　　据悉，在二审开庭前三个月，陈美霖收到多封从狱中寄来的信。昨天清明节，幼童母亲陈美霖及家人祭奠孩子，潮新闻记者进行了采访，陈美霖谈起了这几封信的细节。

　　短短27天，陈美霖收到前夫张波三封亲笔信，落款是重庆市南岸看守所。张波的三封信，第一封想谈赔偿，第二封说忏悔，第三封忆旧情。

　　陈美霖觉得心酸，从孩子坠亡到一审判决死刑，近两年时间，陈美霖没有听到张波一句道歉。同样，两人从认识到结婚，孩子出生，张波从未给她写过信。

　　仅有的这三封信，在距离开庭前三个月，紧密寄出，更像是一出苦情戏。“写信的目的是希望我写下谅解书吧，对二审改判死缓或许还有一丝希望，这是张波唯一能为自己争取的。”陈美霖告诉潮新闻记者。

　　张波在信里写道，“梦见和孩子一起的时光幸福美满，后来惊醒了，让我一梦不醒，那该有多好”。陈美霖说，打开第一封信是出于好奇，后面几封看着，“觉得恶心”。

　　张波信里恳求陈美霖，祭扫孩子时帮他上一炷香，希望“被孩子们狠狠骂”，以此减轻罪恶感。他还接二连三吐露对陈美霖和两个坠亡孩子的愧疚、忏悔，希望赎罪。

　　但让陈美霖和家人觉得奇怪的是，关于过错，张波只提到一句“罪大恶极”，并没有承认自己错在哪里。

　　张波第一封信

　　张波第二封信

　　张波第三封信

　　收到三封张波的亲笔信，陈美霖没有精力回复。她总结，“翻来覆去只说了一件事，希望我原谅他”。母亲曹玉珍劝陈美霖向张波说清楚，家人们不会相信，也不会原谅他。

　　陈美霖写给张波的回信

　　对于二审，陈美霖希望他们两人能实事求是坦白罪行，不遮掩、不顶罪，如果想尽办法拖延时间，逃避法律制裁，实际上就是在推卸责任。她也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不再重演。

　　(应采访对象要求，曹玉珍为化名）

　　三封信能否成“保命符”？

　　律师给出专业解读

　　恳求谅解信会否影响二审判决，成为两名被告的“保命符”？4月6日，潮新闻在直播间连线律师，进行专业解读。

　　记者：今年年初，张波在看守所给孩子生母陈美霖来信，一个月内，连续亲笔写了三封信。信件内容主要是表示悔过，希望得到陈美霖谅解。这个情况是否会影响二审判决？如果陈美霖写下谅解书，是否会影响判决？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曹劭运律师：被害人谅解，属于量刑的一种酌定处罚情节。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被告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评价。因此，在量刑时会被予以充分考虑。

　　但是，量刑是一个综合衡量的过程，各种量刑情节，包括从重、从轻的情节，法定酌定的情节都需要权衡。我们不必要放大被害人这边出具谅解书给量刑所造成的作用，这属于犯罪行为本身在最高法院的刑事审判参考范围里。片面夸大被害人谅解等罪后情节的作用，忽视犯罪性质和犯罪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都是不正确的。

　　其中，犯罪性质和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是决定被告人刑罚的最基本因素。本案重庆市五中院的一审判决认为，张波、叶诚尘的行为突破了人伦底线、道德底线、法律底线，严重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且两人作案动机特别卑劣，主观恶性极深，作案手段特别残忍，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叶诚尘与张波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当。重庆中院用了多个“特别、极其”的字眼来表述，说明了这个案件的情节和性质。

　　因此我认为，即使存在被害人的谅解，高院仍然有相当大的概率会维持一审的死刑判决。

　　记者：叶诚尘在本案中，尽管没有直接实施故意杀人犯罪行为，但多次催促张波实施犯罪。叶诚尘是否与张波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当？法律上如何判定这类犯罪行为？哪些证据会作为审判依据？

　　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律协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荆律师：我们通常理解的共同犯罪，即在实施犯罪中分工协作不同的角色。在共同犯罪的事件当中，犯罪分子的地位作用是否相当，要结合具体的案件情况进行考量，犯罪双方对于全部有可能要发生的事件，是否完全达成了一致上的共同合意。

　　比如，两个人协商好要去抢劫的，但真正抢劫时，实施人动了杀人了的念头，这就超出了最初双方共同合议的范围。所以评价参与者犯罪作用地位是否完全相当，主要看具体证据。

　　在本案中，叶诚尘没有直接杀人，存在不停催促张波实施犯罪的动作，仍是在共同杀害他人，这是他们共同达成的合意。这种情况下就会构成共同犯罪，结果需要双方共同去进行承担。

　　目前来讲，在互联网平台的即时聊天工具所承载出来的个人意思，是完全能够作为案件的证据进行采纳的，微信聊天的记录会作为合法证据予以采信。当全部完整的相关证据还原事实后，认定这个事实就不是太大的问题了。

　　张波与叶诚尘合影

　　记者：此案中，陈美霖放弃了附带民事诉讼。实际上，陈美霖完全可以要求叶诚尘、张波进行经济赔偿，她没有这么做，是否考虑到，这样可能会减轻一定刑罚？但从案件性质来说，极其恶劣，即使两名被告给予陈美霖一定补偿，是否会影响法院判定死刑？

　　张荆律师：在刑事案件中，受害人的家属通常情绪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这个时候，他们会期待司法能够给一个公平的回应，这是任何一个受伤害的人都有的正常心理。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刑事的制度也会有达成谅解的这一过程，因为对方造成的刑事犯罪行为，给受害人带来的经济损失，是可以向对方主张赔偿的。

　　我们经常讲刑罚的目的其实不在于惩罚，而是在于预防、教育。赔偿是在主观上，意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他人家庭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的时候，有悔过的心理。

　　但是并不是说经济赔偿了，犯罪者就会被从轻发落。刑罚的责任是法定的，即便是说会有考虑到他悔罪的情形，那么也是在有限的幅度内去进行考量。

　　综合自潮新闻 记者 吴越 俞倩玮 孙坤 蒋超，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