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邓玲玮

　　徐嘉楠手持小鱼，潜入池底，游到比人都长的大型中华鲟侧前方，中华鲟则把嘴伸缩成管状，一找准徐嘉楠手里的鱼，就快速吸进去。

　　水池边，同事被这一幕吓了一跳，“就算再有经验的研究人员，也会面临手和鱼块一同被吸进去的风险。” 池底，中华鲟边游动、边推挤徐嘉楠，有时，水下投喂工作还会吸引其它中华鲟一起觅食，在附近绕着他转。

　　由于中华鲟常年生活在水底，视力很差，要依靠嘴巴前端两对触须，才能感受食物方向。它们没有锐利的牙齿，进食全凭压力和碾磨，才能把食物捣碎。有多年从业经验的徐嘉楠每次喂食都集中精力找中华鲟方位，避免被它的尾部击中。

　　投喂时，先卡好点，等中华鲟吃到小鱼，徐嘉楠迅速抽回手臂，过一会再摸一摸中华鲟的脊背，陪它们游几圈。

　　潜入水底的工作人员  本文图均为受访者提供

　　中华鲟体态庞大，看似不好接近，但徐嘉楠早已把他们当作伙伴。1983年出生的徐嘉楠，是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物种保护科科长，也是中华鲟研究队伍的一员。

　　2022年7月，听到白鲟被正式宣布灭绝的消息，他陷入一阵沉思，“自己工作了十余年，都没能有幸见过一条（活的）白鲟。”

　　两年前，徐嘉楠去实地看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白鲟标本，探究了白鲟的外形。为了增加大家的保育意识，他用为数不多的资料照片，委托第三方公司做出一件白鲟模型放在基地观摩。

　　和中华鲟打交道十六年，徐嘉楠深知水生动物保育的重要性，他一直在坚守。

　　考验

　　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基地

　　2022年8月，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护鲟路99号，室外高温不下，在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生命长江馆”4000平方米的车间内，有大大小小二十多个池子，里面养着约500尾中华鲟，其中野生中华鲟不到50尾。值班人员24小时控制温度，水池很清凉，中华鲟正在水中摇头摆尾。

　　在两个大池子内，徐嘉楠放入了涌浪机，加速水的流速，水体表面风浪一增大，中华鲟在水池就得快速游动。

　　“夏天停电一小时，中华鲟肯定要在水里冒头！”徐嘉楠很清楚，温度达到36℃对中华鲟很致命，“高温天如果有一尾中华鲟死亡，会牵连一池的鲟。”

　　高温时，他会背上压缩空气瓶，最长潜水一小时，观测中华鲟身体状况；潜入室外的水池难度更大，水域能见度仅五六十厘米，为确保安全需要缓慢前进，并通过水下灯光查看经过的中华鲟，有时需要通过触碰才知道它们的位置。

　　日常，徐嘉楠还要钻进幼鲟抢救车间，给十尾幼鲟配一针管的药剂，给受伤的中华鲟医治伤口。一些个头小的幼鲟刚到基地，没有摄食欲望，他就找来水蚯蚓、虾仁等鲜活饵料配在幼鲟食物中串味道。车间内，有一个超级“大缸”，是中华鲟抢救观察池，工作人员在这里观察它们的恢复情况。

　　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承担市属水域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栖息环境监测等工作，通常每年6月，基地会分时间将抢救恢复的中华鲟放流。它们先在长江口逗留，之后游入大海，数年后接近性成熟再回到长江产卵。因为疫情原因，今年的中华鲟放流计划推迟到了11月。

　　这段时间，工作人员会依据放流要求，挑选个头在0.5至1.5米规格的中华鲟，强化它们的捕食和抗风浪能力，做好放流准备。

　　放流前一周，徐嘉楠还要给中华鲟打“卫星标记”。信号传输设备像一个“小电脑”，挂在中华鲟脖子上，监测长时间放流中华鲟的行进路径，并在设定时间截止时，向卫星发送信号。

　　设定时间一般为三个月，最长可达一年。到了一年，卫星标记熔断点会加热自动断开，从中华鲟身上脱落，像钓鱼的浮子一般漂在水面上发送卫星信号，信号再传到基地。

　　徐嘉楠坦言，每次放流中华鲟都深有感触，“儿行千里母担忧”。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性成熟的中华鲟会从海洋游回长江，逆流而上至金沙江段，那里有它们的产卵场。那些有幸未被其他鱼类吃掉的鱼卵，会孵出鱼苗，只有1厘米大小的鱼苗顺江向东，在第二年四月到达崇明岛江段。

　　但随着水坝、水电站的建起，情况发生改变。农民日报《保护长江最后的“鲟”》援引相关研究显示，水坝截流前，每年约有超过2000尾中华鲟回到位于金沙江下游冒水江段至重庆以上的长江江段产卵，产卵场数量达19处之多，分布范围超过600公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金沙江下游的三块石、偏岩子和金堆子产卵场，长江上游的铁炉滩和望龙碛产卵场。截流后，中华鲟的生殖洄游路线被切断，原有的产卵场全部无法利用。无法再洄游到上游产卵场的中华鲟聚集在葛洲坝下，在葛洲坝近坝约4km的江段形成了目前唯一已知的稳定产卵场，其面积不足截流前的1%。

　　大坝造成的滞温效应又缩短了中华鲟自然繁殖的时间窗口。“中华鲟的适宜繁殖水温是18℃至19℃。大坝蓄水运行以后，致使中华鲟繁殖季节水温偏高，性腺发育延迟，自然繁殖的时间窗口被压缩。”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武汉长江中华鲟保护中心发起人危起伟在接受农民日报采访时说。

　　徐嘉楠表示，长江禁捕之后，中华鲟误捕的情况几乎没有。由于产卵场破坏、产卵群体规模小等原因，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经连续5年未监测到野生中华鲟自然繁殖。

　　坚守

　　入职十六年，徐嘉楠和中华鲟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7年，徐嘉楠和同事吴建辉在崇明基地坚守。机构改革前，他还在上海市农委下设的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工作，管理处有崇明和嘉定两个基地，崇明基地位于崇明东南角团结山，非常偏远。想保育好中华鲟，徐嘉楠要不断学习新技能，还要面对随时出现的恶劣状况。

　　徐嘉楠出海监测。

　　一次，横沙岛南侧水域发现一尾死亡的中华鲟，徐佳楠跟吴建辉到现场时，中华鲟已断成两截，尸体沉下去再浮上来，腐烂且奇臭无比。两人把中华鲟扛在肩头，挪到岸边，岸边大堤的垂直高度过高，拉不上岸，他们就拿出一根绳，把中华鲟身体绑住，一人从下面顶，一人在上面拉。

　　腐烂的中华鲟身体脱节，肉不停掉落，滴在两人头顶上。他们就戴着围巾和口罩，遮不住臭味，就拿毛巾把头部绕一圈裹紧，再一层层用布把中华鲟包住，将之放进车里带回基地。

　　崇明那时没修大桥，坐上轮渡才能到基地，往往一待就是半个月起步，长时要连续三四个月。基地喝水要靠打井，崇明靠海，打上来的水咸且发黄，徐嘉楠就把几个桶同时排开，固定在井旁，沉淀成清水，才能喝上一口水；天黑后想出去散步，周围没路灯，甚至连路都没有；电视仅收得到四五个台；孤寂的夜晚，他就坐在天台上数星星。

　　徐嘉楠回忆，一般给中华鲟的体检会放在冬季。那时也很艰难，沉在泥沙里的中华鲟肉眼难见，要慢慢把水抽掉一部分，中华鲟的背脊露出来，工作人员才能把它从池塘捞上来。

　　水抽掉后，池塘的泥沙踩下去马上就没过膝盖，很难拔出来，徐嘉楠就用一只手匍匐着跪行爬过去，另一只手拖着抬鱼的担架。

　　冬天，陷入泥潭的脚冰冷，徐嘉楠就把皮制下水裤扎紧，接着抬起中华鲟，没走几步又热出一身汗，汗水闷裤子里，到了池边歇下来就会发冷。

　　早些年，中华鲟或别的珍稀濒危水生物会被误捕，为了收集信息，徐嘉楠要和渔民打好关系。可渔民见他们是从保护区来，担心来找茬，甚至怕打草惊蛇，每次都不叫他们的名字，只是远远地喊：“‘中华鲟’来了！”

　　关系也有转机。一次台风天，渔民在船上非常危险，所有渔民都要撤离，徐嘉楠他们就让渔民到基地的楼房内安置。楼房年久失修，台风天水直往室内灌，渔民就和徐嘉楠他们合力，把水拼命往外舀。有了台风天的共同经历，渔民变得热情了，会自发帮徐嘉楠监测中华鲟。

　　忐忑

　　第一次收到挂网的大型中华鲟，徐嘉楠别提有多兴奋，但随之而来的是忐忑。

　　2007年1月18日12时许，崇明横沙附近水域，横沙边防派出所民警接到渔民报告称，发现一尾被捕鳗苗渔民误伤的中华鲟，必须马上紧急抢救。

　　徐嘉楠去到现场，看到了一尾3.3米、220公斤的巨型中华鲟，这么大的中华鲟，在上海也是首次发现。徐嘉楠回忆，这尾巨型中华鲟尾部有大面积伤痕，还在流血，中华鲟跟着食物钻到网里后挣扎，消耗了很大体力，看上去奄奄一息，最终撞到渔民的网里，被渔民发现并挂在船边开往码头。

　　徐嘉楠去的时候，中华鲟已经吊装进简易抢救池内。简易抢救池位于渔民船上，是临时搭出的。作为一线抢救人员，徐嘉楠跟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专家一起给巨型中华鲟做救助处理。巨型中华鲟占满了小船，船上就他们俩和一个开船的渔民，此时天已黑，江面上弥漫着大雾，风浪也大，他蜷缩在船边紧抓着扶手，避免自己身体不稳掉江里去。

　　抢救巨型中华鲟，图右上方为徐嘉楠

　　当时，崇明基地抢救设施不足，没有3.3米的大型池，抢救这尾巨型中华鲟，要把它拉到嘉定基地。24岁的徐嘉楠看着中华鲟连同水槽被拉上没顶棚的大卡车，大冬天，他跳上卡车，一路站在卡车后厢吹冷风，护送中华鲟从崇明到嘉定基地。

　　到了嘉定基地，徐嘉楠都冻懵了。他和同事连夜做出一个四米长的水槽，把中华鲟放在里面，智冷器、蛋白分泌器、增氧机装好，才稍稍松了口气。

　　受伤的中华鲟食欲不佳，由于体型大，大家判断不了它食道粗细，不敢盲目灌饲。徐嘉楠眼见着它每况愈下，经常陷入焦虑，只能摸索灌饲。

　　同年5月，长江口又发现一尾已经死亡的中华鲟。徐嘉楠回忆，这尾中华鲟体长约3米，肚子连着脊椎被打断，身体被打成前后两段，只有一根肠子连接着。

　　他和同事把中华鲟拉回基地，重点分析它的体内结构，分析这个规格的中华鲟食道有多宽，能伸多长才能把食物灌进去。

　　请了上海海洋大学的老师做指导，徐嘉楠开始第一次解剖死亡的大型中华鲟。解剖装备不全，他拿了一件雨衣披上作防护；没有手术刀，他就拿基地一把菜刀开始解剖。

　　徐嘉楠的专业理论知识过硬，解剖后，他基本判断出三米长的中华鲟食道宽度，然后给此前受伤的那条3.3米长的巨型中华鲟继续灌饲。

　　151个日夜全力抢救后，巨型中华鲟体力逐步恢复，同年6月17日被放生。

　　尝试

　　随着时间推移，对中华鲟的救助更进一步。

　　据上海市农委相关资料，2018年以来，按照机构改革方案，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职能划归至市绿化市容局。为保障中华鲟保护救护工作不断不乱，市农委整合成立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负责上海市水域内中华鲟等濒危珍稀水生生物保护救助工作，保护范围由中华鲟保护区内水域拓展到上海市辖区内长江、海洋水域，保护对象也拓展至中华鲟、江豚、胭脂鱼等珍稀濒危物种。

　　长达数年里，徐嘉楠和同事时常去监测中华鲟，出海赶潮水经常是凌晨两三点出发，在船上过夜，两三天后回来。每次徐嘉楠出海监测，没信号时，妻子倪春华最担心。这个时候，徐嘉楠在另一边可能随渔民上船、走滩涂、搜救误捕的鱼，到岸边才有信号。

　　徐嘉楠（左二）和同事

　　“既希望能搜救到，又希望没有搜救到。”倪春华常听徐嘉楠提起，做物种保育不干预是最好的恢复。

　　2008年到2016年间，徐嘉楠每年带新人，有的新人干不了两年就走了，留下的人一直在坚守。2004年以来，上海持续开展珍稀濒危水生动物增殖放流活动34次，累计放流中华鲟、松江鲈、胭脂鱼等珍稀、珍贵物种85万余尾。在长江口中华鲟及其它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抢救救护工作中，救护范围西起上海崇明西沙、东至浙江嵊山、北到江苏盐城、南达浙江象山，足迹遍及长江口、杭州湾及东海各渔场，累计救护水生生物3400余尾，其中中华鲟3100多尾，其中巨型成年中华鲟11尾。

　　2020年6月，《上海市中华鲟保护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据上观新闻报道，为一条鱼立一部法，这在地方立法史上尚属首次。这是全国率先对长江流域特定物种保护的地方性立法，开创了国内特有物种立法的先河。

　　另据上海市农委介绍，长江口中华鲟保护基地二期项目建设目前进入最后攻坚阶段。该项目作为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不仅为长江口水生资源的保护提供科技支撑，还将对全国水生生物保护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空余时间，徐嘉楠一直在学习新技能。他在北京海洋馆学怎么给鱼配饵料，报了潜水课程；去千岛湖开放式水域考出潜水证；跟着中华鲟游，把鲫鱼顶在中华鲟的嘴唇上，中华鲟一呼吸，鳃盖一张一合，嘴也会跟着一张一合，徐嘉楠就趁它嘴稍微张开，把鱼插在它嘴里面，一直顶在喉头的后面迫使它吞咽。

　　现在，徐嘉楠还在尝试在上海长江口实现中华鲟繁育，但技术尚存不足，他还在继续摸索。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也在联系上游保护区，学习中华鲟繁育和长江江豚保育技术，试图在珍稀水生动物的保育、救护等方面有技术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