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供有重塑章公像的普照堂。受访者供图
《法治周末》记者 杨代媛
“从历史根源看,文物流失是西方侵略、殖民统治与暴力掠夺的产物,见证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文物流失国的屈辱史,而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盗窃、盗掘与走私已经迅速上升为文物流失的主要肇因。”近日,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观察员霍政欣如是说。
他告诉记者,据国际权威机构统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跨国间的文化财产黑市交易已经成为利润最丰厚的非法贸易之一,与军火及毒品走私并称为当代三大非法国际贸易。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不论是爱国商人、文物工作者,亦或是法律工作者,都在为流失海外文物“回家”作出不懈努力。
“大手笔”让海外文物“回流”
2002年,国家文物局设立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每年拨款5000万元人民币,用以购买具有代表性、文物艺术价值极高的珍品。第一笔支出就是花费2999万元购回国宝级文物——宋代书法家米芾的《研山铭》手卷。此后,又先后花费两亿多元买回了战国虎形佩等多件文物。
据统计,从2002年到2006年间,共实施了14个重大征集项目,国家财政资金动用了近两亿元,抢救流失在海外的文物203件。
在此期间,各种私人收藏家通过拍卖会等途径购回海外珍贵文物的消息层出不穷。
1999年,台湾收藏家陈永泰以70多万美元购得被盗卖的山西十八罗汉像后捐还给祖国大陆。这一义举,被媒体列为“1999年中国内地收藏十大新闻”之首。
2000年,保利集团与北京文物公司联手从苏富比与佳士得拍卖会上购回4件被英法联军掠夺的流失文物。
2001年,旅英华侨陈俊以重金竞拍下八国联军侵华时掠夺的明代绿色琉璃瓦当麒麟,并将其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
2003年,港澳著名企业家何鸿燊出资600万元人民币购回圆明园十二兽首中的猪首,并交由保利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2007年,何鸿燊再次出手拍下马首,彼时价格已飙升到6910万港币,但由于各种原因,直到2020年12月,马首才回到了圆明园。
在这一过程中,国内外收藏界渐渐意识到,中国已经掀起了一股“文物回流热”。而手持中国流失文物的某些国外商贩及拍卖行,无耻地打起了借中国人的爱国之心大赚一笔的念头。
2009年春季,法国佳士得拍卖会。佳士得拍卖行不顾中国外交部的严正警告及中国人的集体抗议,执意拍卖英法联军从圆明园中掠夺的兔、鼠两个兽首。最终,现场一位电话神秘买家以总计3149万欧元的天价拍下两个兽首。
5天后,拍下兽首的中国收藏家蔡铭超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直言“这个款我不能付”,因为拍卖行违反公约在先。佳士得高达300万欧元的佣金就这样跟着打了水漂儿。
直到2013年,兔首和鼠首的持有者法国皮诺家族宣布将这两件文物归还给中国,事情才终于有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圆满结果。
从“买回”到“送回”
7月19日,备受关注的“章公祖师”肉身坐佛追索案画上终止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宣判,维持一审关于被告奥斯卡应返还“章公祖师”肉身佛像的判决。
“本案是中国法院作为文物流出国司法机关,对海外流失文物追索诉讼行使管辖权并作出判决的第一案,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霍政欣表示,尽管在执行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由于所有权有争议的文物,卖家十分难以转手,这将为实现“章公祖师”坐佛的最终回归创造有利条件。
事实上,早在1997年7月,中国就加入了《关于被盗或者出口文物的公约》。1998年,中国也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拟定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利的办法的公约》。
这些国际公约规定了从缔约国非法出口的文物,政府有权力在75年内依法提出返还或归还的要求。而文物流失到的国家应当全力配合,协助流失文物的国家政府追回被盗文物。
2001年,加拿大国家美术馆将其收藏的一尊中国洛阳龙门石窟唐代罗汉雕像无偿归还给中国,龙门石窟看经寺的29尊罗汉像自此重新聚首。
同年,日本收藏家荒木继雄先生向西安碑林无偿捐赠了他本人收藏的中国战国至元代古印199方。
2009年,中美两国签署《对旧石器时代到唐末的归类考古材料以及至少250年以上的古迹雕塑和壁上艺术实施进口限制的谅解备忘录》,并于2014年和2019年两次续签。根据该备忘录,美方先后于2011年3月、2015年12月、2019年2月、2021年9月向中方返还多批次文物。
2019年3月,中意两国政府代表在意大利罗马签署、交换796件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返还证书。此次返还是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中国文物艺术品返还。
2020年1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宣布,成功将流失英国的68件走私文物追索回国。据媒体报道,这批走私文物是1995年一起国际文物走私案件中被英国警方所截获的一部分。当年,文物贩子从中国走私文物三千余件,其中大部分在1998年被追回,只有68件走私文物因为各种原因,长期滞留海外。经过了25年的努力,它们最终回到祖国,这些文物包括瓷器、陶器、石器、铜器等,时间跨度从春秋战国到清代。
据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取得突破性进展,英国、美国、意大利、日本、埃及等国共计向我国返还1300余件(套)中国流失文物,包括邓峪石塔塔身、青铜虎蓥、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等。其中,意大利政府向我返还796件文物艺术品、美国向我返还361件(套)文物艺术品、曾伯克父青铜组器(8件)从日本追索回国。
“综合国力的提升对文物追索十分重要”
事实上,和中国一样有着文物流失遭遇的国家还有很多。但这些国家时至今日仍旧是综合实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其文物追索仍以谈判与协商、捐赠、回购等形式为主,甚至有的国家不得不找准机会,在国际会议上“讨要”文物。
比如,埃塞俄比亚在参加2002年世界粮食问题首脑会议时,时任总统在发言中突然转换话题,要求意大利归还其文物。尴尬之余,同时也迫于压力,意大利政府终于2005年归还了相应文物。
尽管国际公约成为了我国近些年来追索文物的主要利器,但在霍政欣看来,国际条约的实际效用并不能被高估。这不仅因为现有国际公约无溯及力,约束力较弱,还因为一些文物流入国并不愿意加入公约。
据统计,对于文物流失国追索文物最为有利的“1995年公约”(《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仅只有47个缔约国。在2017年,加入该公约的仅有37个国家,且这37个国家几乎为清一色的文物流失国。
其次,现存国际公约无溯及力,故无法适用于公约生效前被盗或非法出口的文物。由于我国大量珍贵文物是在清末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乱中流失海外的,所以,对这部分文物,我国无法依托现存国际公约要求返还。与我国一样,其他大多数文物流失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事实上,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与中国外交关系的重要性,通过签订一些双边协议,主动归还了我们一些流失海外的文物。”霍政欣说,综合国力的提升让中国逐渐拥有了国际话语权,这对于文物的追索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