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60岁，老殷换了一个身份回到工地专家建议，高龄或超龄农民工可从就地转型、返乡转型两方面寻求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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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业清退令的出台给超龄农民工带来转型就业的新挑战，不过，记者采访了解到，由于年岁渐长、劳动能力降低、家庭责任交接给年轻一代等因素，不少农民工早已主动寻求其他就业机会。他们有的换了身份和岗位仍然留在工地，有的选择了劳动强度更低的职业。

　　5月19日，在家中等待数月的老殷终于接到老乡陈勇从广东广州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他，位于白云区的工地已经筹备开工，可以买票、做核酸检测，准备前去返岗。与两年前不同的是，从事十多年砌筑工的老殷现在已不再是建筑工人，而是一名工地保安。

　　近年来，和老殷一样主动寻求转型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工人日报》记者采访发现，他们有的换了身份和岗位仍然留在工地，有的已经选择了劳动强度更低的职业。

　　逐渐降低的劳动能力

　　今年58岁的老殷家住湖北省荆州市石首市调关镇，比老乡陈勇大10多岁，两人是跟同一位师傅学的砌筑手艺。2007年，儿子上初中后，老殷和妻子一同前往广东务工，常年在惠州、东莞、深圳等各个建筑工地工作。

　　据老殷介绍，21世纪初前往南方大城市务工是一种潮流，“大家都认为在外面工作机会更多，收入更高，年轻力壮的基本都出门挣钱去了”。这些同乡可能不在同一个工地，但总有机会在某个城市遇到彼此，相互间也一直保持联系。

　　2020年初疫情发生后，回到老家过春节的老殷返回工地的时间被一再推后。他说，“眼看着能干活的时间已经少了好几个月，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出了些问题，这两年干活总是有些喘不上气。”

　　由于早年工地施工条件不好，常年在工地从事体力劳动的老殷不仅患有严重的腰肌劳损，肺部功能也受到伤害，砌筑进度比同项目其他工友总是慢一些。妻子这些年跟着他在工地搬砖、运砂浆，身体劳累过度，晚上要贴着膏药才能入睡。经过认真商议，夫妻俩决定暂不外出，在家休养一段时间。

　　在建筑工地，防水也是一项高劳动强度的工作，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平舆县的代福已经在这行干了近30年。“铺设防水卷材时要同时用喷枪加热，一般在楼顶和外墙作业，火烤和高温让人很难熬。”他说，自己今年已经53岁，感觉越发吃不消这样的作业环境。

　　近两年来，代福不再跟着施工队全国各地流动施工，而是有选择性地留在夏季气温更低的内蒙古、陕西等地，同时也会减少工作时间，逐渐降低工作强度。

　　离开工地又回到工地

　　年岁渐长给老殷和代福等农民工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劳动能力的降低，他们因此也逐渐开始考虑并安排60岁以后的职业道路。此时，当年一同外出务工的同乡工友们发挥了作用。

　　2021年春节过完后，老殷感觉身体有所恢复，于是想再次找机会出门。已经返回广州工地的老乡陈勇知道后，主动联系老殷并给他介绍了一份工地保安的工作，每月工资4000元，随时就能上岗。

　　“工资水平的确比砌筑工每天500元要低，但是每天都可以上班，也不用在各个工地频繁流动，相对来说更稳定。”老殷说，工地出入的主要工种、车辆、材料自己早已熟悉，转岗难度低，劳动强度降低很多，以保安的身份留在工地是更好的选择。

　　随后，老殷就前往广州工地做起了保安，每天早晨7点30分准时到岗打开工地大门，核验工人和车辆出入证件、安全帽、材料数量等，偶尔帮工友收发快递，晚上8点等待夜班保安交班。他告诉记者，妻子原本也可以去工地打扫卫生，但是考虑到她的身体不太好，就在老家找了一份农村公交售票员的工作。

　　事实上，工地保洁员往往也是由60岁左右的农民工担任，四川达州的何文祥就是其中一位。尽管今年已经65岁，何文祥胳膊上的肌肉仍然很明显，这也是他在工地干了30多年的见证。

　　5年前，何文祥过完60岁生日后，儿子建议他换一个轻松点的工作，不要再爬高做粉刷工。“孩子们在外总是担心，但我确实还能干得动，综合考虑下来，我联系工地负责人换了份保洁的工作。”何文祥说，由于涉及到建筑垃圾的清运，工地保洁比一般的环卫工作复杂，需要一定的体力，并且要了解工地哪些材料可以扔，哪些需要妥当存放。

　　2020年初，何文祥的儿子为父母在县城购置了一套房，希望二老能住得更舒心，平时帮忙照看一下上小学的孙子。搬进新房后，何文祥在家附近找了一家十几人规模的豆芽厂上班，工作内容是通过洒水、控温，把豆子发成豆芽，然后等进货商拉走即可。

　　如今，每天把孙子送去学校后，何文祥再去豆芽厂上班，中午还能回家吃饭，下午5点下班后就接上孙子一起回家。“豆芽厂的工作环境比工地更加卫生，也没有什么难度。”何文祥说，自己对这份新工作很满意。

　　从就地转型和返乡转型寻求机会

　　儿子的两次积极干预，是促成何文祥转型就业的主要因素，这也是父子家庭责任交接的体现。何文祥告诉记者，年轻时为了抚养儿子读书成家，常年在四川达州、成都等城市找活干，粉刷工、小工、打杂工等都做过。现在儿子在四川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也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但自己尚有余力，总想找一些简单的工作为孩子减轻压力，顺便帮着照看孙辈。

　　对代福而言，主动降低劳动强度，也是为了让远在上海务工的儿子放心。“我们平舆是全国闻名的防水之乡，儿子后来也成为一名防水工，非常争气。”代福说起儿子来十分骄傲，勤劳肯干的儿子在20岁就出门打拼，目前已经在老家买了新房和新车。代福想着再干几年给自己和老伴挣点养老钱就行，然后回家帮着照顾孙子孙女。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赵炜分析认为，这些60岁左右主动寻求转型的工人正是初代农民工的主要群体。21世纪初期，他们为了获得更多工作机会，挣得更多收入而外出务工，也赶上了建筑业的发展浪潮。数十年后，这些外出务工者年纪渐长，而新生代劳动者逐渐加入，两代农民工之间的交接成为当下的时代主题。

　　赵炜指出，当新一代务工者成长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60岁左右务工者的家庭责任就有所减轻，部分劳动能力尚可的高龄或超龄农民工仍然寻求转型机会，也是想尽可能为自己获取养老保障，为子女减轻一些负担。“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提醒了年轻务工者需要将自己的养老计划提上日程，为离开工地后的老龄生活提供保障。”她说。

　　“目前我国已出现人口老龄化趋势，国家也在提倡延迟退休，这表示部分60岁以上的农民工仍然有工作能力和工作愿望。”赵炜认为，高龄或超龄农民工可以从就地转型和返乡转型两个方面寻求转型机会：一方面，工地实际上仍然需要大量从事保安、保洁、打杂的工人，可以提供相应的就地转型岗位，农民工可以借助同乡关系或亲戚关系多加联系；另一方面，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也会开发出更多岗位，并需要具有工作经验的工人加入，从而为有返乡计划的农民工提供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工人日报记者刘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