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静

　　5月20日赛格大厦外景（图源：深圳商报）

　　5月18日，深圳华强北赛格大厦出现晃动现象，现场人员疏散，多部门介入调查。20日又出现晃动。21日，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发布通知，暂停所有业主、商户、租户进出赛格大厦写字楼和电子市场。

　　一座摩天大楼的晃动引发全国关注。

　　这座诞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总高355.8米的大厦是华强北这片“神奇”地区一个时代的象征。

　　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相结合的产物，摩天大楼起源于美国，现已遍及世界各地。近些年，中国的摩天大楼建设大潮已经从北上广深逐渐转移到二线城市。

　　“摩天大楼是经济效率、财富、形象的象征，但也存在低使用率、消防、耗能、高碳、安全疏散等诸多问题。”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规划师刘磊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20年4月，住建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严格限制各地盲目规划建设超高层“摩天楼”，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

　　刘磊认为，此次深圳赛格大厦晃动事件后，城市应思考如何保障已建超高层建筑安全、如何增强和保障在建此类建筑的安全，以及面对未来城市发展的新目标，还要进一步思考超高层建筑与人的关系，思考应对超高层建筑的功能、数量、高度、以及周边城市空间、建筑群、公共设施的规划设计问题。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摩天大楼又称为超高层建筑，是指具有相当高度的大楼（大厦）形式高层建筑物。

　　世界公认的第一栋摩天大楼是由威廉·勒巴隆·詹尼设计的芝加哥家庭保险大楼，这座建造于19世纪的10层高楼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座有承重框架的高层建筑。之后，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摩天大楼的建设在美国日益普遍。

　　摩天大楼最初是为了解决市中心地价昂贵、土地资源稀缺的问题。通过建筑新技术的应用，提升土地可利用空间，从而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土地资源不足问题。随后100多年时间里，摩天大楼的定义从起初的10至20层高楼发展为超过50层的大厦，甚至超百层的大厦。

　　在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提出建筑高度超过100米即为超高层建筑。

　　上海是中国最早出现高层建筑的城市。改革开放后，以1983年落成的上海第一高楼——上海宾馆为开端，在此之后近十年里，上海建筑的第一高度一直处于不断刷新之中，并出现了数幢高度超过100米的超高层建筑，主要以高档宾馆与办公建筑为主。

　　上世纪90年代，为解决十分严重的居住紧张问题，上海开始建设高层住宅建筑。直到2001年底，上海已建成高层建筑总建筑面积居全国之首，在世界排名也是第一。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国内经济发展迅猛，各地政府开始斥巨资建造摩天大楼，似乎摩天大楼已经成为一个城市繁荣的标签。深圳地王大厦384米，上海金茂大厦420米，广州小蛮腰600米……城市天际线被不断刷新。

　　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500米以上高楼有6座，例如广州的东塔、上海的上海中心大厦等等。超200米高楼近900座，超100米高楼数量更是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左右，以上广深等地最为突出。

　　近些年，超大城市逐渐认识到超高层建筑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2003年，上海发布“限高令”，将“控制建筑层高及容量”正式纳入上海地方性法规，这是我国地方政府首次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确定控制高层建筑的原则。

　　超大城市在收紧，其他城市则在加速。

　　近些年，天津、沈阳、南京、武汉、成都等省会城市纷纷开始筹划建设摩天大楼，甚至一些非省会的三四线城市，如惠州、绍兴、江门等也加入到摩天大楼建设行列。

　　问题与风险

　　摩天大楼被普遍认为是城市发展和城市经济力量的终极象征，在推动土地集约利用、形成城市集聚效应、提升城市地标形象、扩展城市纵横空间、促进空间景观互动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

　　然而摩天大楼也一度成为城市塑造地标、展现经济政绩、推广城市形象利器。

　　这种思想，似乎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

　　“限高令”后一年，2021年4月发布的《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要求严格限制建设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摩天大楼这种体量巨大的建筑表面看着光鲜，往往伴生着许多问题。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级工程师陈舒逸分析，超高层建筑的安全隐患高于普通建筑。超高层建筑在防震、防风、消防和防恐等方面面临巨大挑战。

　　面对地震、台风等灾害性天气，超高层建筑的风险及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比普通建筑要大。当火灾发生时，传统消防车等措施难以应对高层救火需求，从而造成诸多惨剧。在恐怖袭击事件中，摩天大楼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刘磊认为，摩天大楼往往都出现在中央商务区，所在片区以商务办公功能为主，因此，极少以单栋出现，而是以超高层建筑群的功能和形态出现，形成超高密度的人流和交通流，对城市交通的压力非常大，对大规模人流的工作和生活配套服务要求也非常高，超高层建筑因其形态特征，很难做到底部街区具有舒适的体验空间，加上阴影区域巨大，机动车交通组织占用空间多，导致建筑所在街区的步行舒适度和体验感很差。

　　由于超高层办公建筑的建造成本高，且所在地区高地价导致的消费成本和运营成本较高。作为开发企业，也并不情愿去主动建设和运营，内部收益很难平衡，且由于大城市的多中心城市结构，每个城市都由多个商务中心构成，导致大量商务办公类建筑供过于求，空置率高，租赁困难。

　　此外，毗邻生态敏感区的超高层建筑群，对动物栖息也会造成一定影响，比如位于候鸟栖息地滨海地区的超高层建筑群，可能会阻挡鸟类的迁徙路线，夜晚的高亮度建筑照明会影响鸟类的栖息。

　　因为面临诸多问题与风险，近几年部分城市的摩天大楼建设并不顺利。

　　长沙838米的“世界第一高楼”被叫停，天津近600米高的117大厦建了12年还没完工，成都的熊猫大厦从677米降到了488米，南京江北第一高楼从600米降至498米，武汉绿地中心从规划的636米被削减到475米……

　　这背后，既有资金链的问题，也有政策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城市开始转换对建筑的认知和城市建设方向的认知。

　　城市建筑文化再思考

　　城市建筑不仅体现了一个城市的物质建设水平，也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文化水平。超高层建筑如脱离城市居民，脱离城市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特色，就难以成为代表城市形象的标志性建筑。

　　刘磊认为，从中国文化视角看，建筑的地标性更在于内在精神的意义。一个真正的“地标”，是市民内在精神的集体认同，它可能是一座山、一片海、一条河，是记得住的“乡愁”的代表。并不是乏味的、高不可攀的、无法亲近的超高层建筑。

　　“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大城市的发展，没有必要一味追求摩天大楼的象征，一座高文化特征的博物馆，一座市民称赞的公园，都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文化地标’‘精神地标’。”刘磊说，“我国大城市基本上已从增量发展时期走入了存量发展时期，城市进入精细化治理时代，未来城市的发展更倾向于以人民需求为中心，重视街道环境、公园体系、山水自然环境等。当我们回归到更加关注市民的需求，就会发现，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不再那么吸引眼球，它毕竟是只能远距离看一看的景观，与日常生活距离遥远，城市面貌将回到亲近人的体验高度上，宜居、舒适、便捷、温暖是向往和追寻的梦想，一个城市的尺度应该是对儿童到老年都友好的舒适尺度。”

　　但对于深圳这种土地资源极其紧张的超大城市，也不应对高层建筑“一棒子打死”。

　　深圳只有1997平方公里，其中约一半是基本生态控制线，一半是城市建设用地，而这一半的土地要承担各类城市功能和2000多万的管理人口，人口密度堪称全球前列。

　　对这类城市，超高层建筑不可避免。刘磊认为，办公类建筑可以适当提高，但居住类建筑应尽量不要过高。

　　“深圳最早进入存量土地的更新时代，很多超高层建筑随之而起，如果简单要求深圳低密度发展，这是不现实的，但是不能让超高层建筑遍地开花，应该通过更加精细的管理和精准的城市发展判断，合理制定高度分布策略。”刘磊说。

　　为了舒缓高密度的问题，深圳在公园体系建设上着力颇多，山可亲，水可近，全市1206个公园，出门即可游玩，这些努力是对市民需求的回应，也是对高密度发展的缓冲。

　　刘磊介绍，目前全国各城市都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中，会对城市发展边界和建设用地指标提出明确的控制要求，摊大饼的粗放式增量发展模式不会再出现了，代之而来的是对城市现有建设用地的处置和整理，以盘活低效用地、闲置用地，通过精细化管理和再利用满足城市发展需求。

　　城市建筑走向何方，应该重新思考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