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建红　法学博士

　　每年的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齐聚北京，参政议政，共商国是。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两高报告及相应的立法之外，代表或委员们也会提出关涉国计民生的议案或提案，其中一些议案或提案会引发社会关注和讨论，进而有可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促使所涉及的问题进入立法程序，最终推动法律的立改废，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立法的题中之意。

　　从今年两会期间公布的议案和提案来看，有些代表和委员们是做足了功课的，从网民的关注度与认同度来看，也反映了这些议案或提案的质量实属上乘。

　　比如，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提出的“防止滥设滥用‘电子警察’，建议清理不合理的‘电子抓拍’的议案”。“电子警察”的设置节约了交警的执法成本，为交警认定违法违规提供了精确清晰的依据，对一些不守交规的行车人产生了心理上的威慑效果。不过任何一种电子辅助设施，在使用随意时，就会远离其设置的初衷。韩德云代表列举了一些设置不合理的情形：如有些省市在部分平整、空旷道路上规定较低最高时速、在同一道路上设置多个限速规定且之间无缓冲地带转换、在道路畅通时改变车辆行车道设置导致压线、在路边区域一律给予停车违章处罚等。对于同一违法行为，由于在不同地区违章处理的标准不同，更是让“电子警察”的应用产生较大的执法差异。

　　据统计，2020年全国交通罚款总额3000亿元左右，这样的罚没“收入”，一方面有些确实是违章违规的该罚行为，另一方面，也有因滥设滥用电子抓拍而产生的滥罚情况。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电子警察’在什么路段应该设置、设置多少、由谁核准、多久进行准确度检验，以及设置使用的规范标准和程序等问题，行政主管机构从未作出过立法效力较高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定。”因此，韩德云代表建议，相关部门应从国家统一管理层面，规范各地设置使用“电子警察”的标准，限制地方交管部门利用“电子警察”获得罚款收入的空间。

　　另外一个引起坊间热议的是，有关提高“醉驾入刑”标准或完善“醉驾入刑”制度的议案。就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鸢都英合律师事务所的高明芹律师，就醉驾入刑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自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确实起到了及时有效地惩治醉驾的作用，在遏制交通事故发生、维护公共交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然而，醉驾是刑法中最轻的犯罪，由于醉酒驾驶打击的覆盖面更广，入刑门槛低，导致大量家庭、社会的中间阶层被判处刑罚，对个人、事业、家庭、社会产生附带效应，犯罪行为本身的危害性与刑罚处罚带来的副作用不成比例。对此，高明芹律师提出了完善立法、落实宽严相济政策，从源头上根治醉驾的具体建议。

　　一是对于情节轻微的醉驾案件，可通过施行附条件不起诉的方式，比如在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相关的公益组织，积极探索犯罪嫌疑人自愿接受交通安全教育、从事交通劝导等社会服务，作为决定是否起诉的考虑因素，弥补行政处罚与定罪判刑之间的治理空当。二是对于醉驾情节极其恶劣、屡教不改的，则在必要的情况下适度提升法定刑，加大震慑力度。三是提高罚金刑的适用率，尽量用经济惩罚替代监禁刑，降低监禁刑的弊端，与此同时，要完善与此相应的前科制度，以减少醉驾类犯罪对家庭、子女的负面影响。

　　以上代表的议案都属于水准较高的。在“电子警察”抓拍执法与醉驾入刑问题中，涉及相关的学理问题。比如，在十字路口对违反交通信号的电子抓拍是合理的，而在交通标识不明且无预先警示的情况下所谓抓拍，则有滥用执法权之嫌；在醉驾入刑问题上，司法实践中，一般只要有“醉驾”这一行为，而不考虑其是否有“犯意”，是否造成了“危害后果”就要被判处拘役或有期徒刑的做法，实质上颠覆了人们对刑事犯罪构成的一般认知。而醉驾类犯罪带来的“双开”后果，使当事人再无翻身机会，而给子女升学就业等带来的影响，则与我们好不容易形成的罪责自负原则相悖。

　　今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的议案提案，可圈可点之处还有不少。比如对实行家暴者，在离婚时可少分或不分财产的建议、独生子女父母年老户口随子女迁转的建议，等等，虽然这些问题的解决思路不一定正确或有效，但只要被提出来引起讨论的就有解决的空间。作为普通民众，期冀有越来越多高水平的代表和委员，能真正用自己的专业眼光体察民瘼，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反映民意，让人们的愿望通过合适的渠道传递给相关部门，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民众的权益得到切实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