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不必纠结所谓“古音”

　　【学术争鸣】

　　编者按

　　10月9日，本版刊发了关于古诗文中音义匹配问题的争鸣文章。孙玉文教授主张，多音多义字的读音对于阅读古诗文有辨别字义的重要作用，不能拿普通话的用字、用词习惯轻易地减少异读；陈双新和王金萍两位教授则认为，今人很难了解古音原貌，以普通话读古诗，不影响对诗句的理解。

　　本期，我们试从语音系统与语音演变的角度来探讨古诗词读音问题。党怀兴教授提出，“斜（xiá）”是韵母存古和声母自然腭化的产物，是方言在自身音系规则下自然演变出的白读音，是自然的、固定的、代代口传的底层读音，不应视作叶音。傅惠钧教授则认为，通语和方言都有各自不同的声韵调系统，将方言中“斜（xiá）”的读音直接移栽到通语中来实现临时押韵，其实质依然是叶韵。

　　古诗词究竟该用今音诵读，还是适当保留古音？欢迎广大读者继续参与讨论。

　　在湖北黄冈市罗田县九资河镇河西畈村，游客乘坐小木船观赏红叶。新华社发

　　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扮演“李白”的演员与游客对诗。新华社发

　　作者：傅惠钧（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

　　古诗词读音问题牵动千家万户，成为热点。笔者曾发表过两篇文章，主张那些因语音演变导致古诗词不合辙的字在语文教学中应读今音，不必改读所谓的“古音”。党怀兴教授就笔者《按照古音读古诗不可能也不必要》（《光明日报》2026年8月28日7版）一文表达了不同意见。党怀兴教授从方言视角提出的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值得作进一步分析讨论。

　　移栽方言字音本质上依然是“叶韵”

　　党怀兴教授肯定了拙文“‘斜（xiá）’并非‘固有并且恒定的读音’”的观点，但认为说“在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斜’字都不读xiá”就“过于绝对了”。他用当今部分方言里“斜”读为xiá来作证明，并由此认为，古诗词中的“斜”也应读xiá，且不是今人的临时改读，也“与叶韵全然无关”。

　　党怀兴教授在论证方言中“斜”有xiá音时说：“南方方言（吴语、江淮官话、闽南语等）韵母顽强保留了中古音‘似嗟切’的iɑ，未随北方高化，而声母受浊音清化规则影响，读成清音s或腭化后的x。”此言有误。吴语是保留浊音的，如上海、苏州、宁波等地方言中的“斜”声母仍为浊音；另外，江淮官话如扬州方言的韵母是[iI]而非iɑ，国际音标[ɕ]就是汉语拼音的x而非“近似”。当然上述错失，还不至于影响党怀兴教授的判断结果：方言中“斜”有xiá的读音。但是，证明了方言中“斜”有xiá音，并不能否定拙文的上述说法，更不能证明古诗词韵脚字“斜”就应该读xiá。

　　拙文的结论是就历代通语的语音发展演变而得出的。语言是自然形成的一个整体系统，特别是语音，体系性更强更严整。通语有通语的声韵调系统，各地方言同样有各自不同的体系，分别都有其自身的历史演变规律。方言中“斜”读xié还是xiá，或是保留浊音读[z]iá，是由该方言的语音系统及其历史发展所决定的。党怀兴教授所举的合阳话，“斜”读为xiá且与“家、花”相押，仍保留了唐代的归韵状况，其语音演变是规整的。而宁波话里“斜”的韵母为iɑ，“家、花”的韵母分别却是o和uo，不能构成押韵。这是方言系统内部的不同变化。正是由于语音具有严格的体系性，所以证明某方言中“斜”有xiá的读音，并不能说明别的语音系统也一样，更不能简单将其移栽到别的系统中来。尽管方言是汉语历史演变的结果，但方言读音并不等同于通语的历史读音。浙江大学汪维辉教授指出，“一个字怎么读只能放到一个特定的系统里去讨论，不能把此系统的现象拿来证明彼系统。”这是个逻辑问题。

　　古诗词押韵是个系统性问题。像“斜”这样的情况不是个例，而是普遍现象。古今语音的变化，通语和方言都是成体系的。若“斜”作韵脚时改用方音，古诗词韵脚字数以百千计，今读不押韵者何止一处，是否都要据某一方言的读音改读呢？比如，李益的《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这首诗在唐代是押韵的，因语音演变今天读起来不押韵了。金昌绪的“打起黄莺儿”（《春怨》）一诗，韵脚字是“儿、啼、西”，今天读来“儿”也不入韵。但按吴语上海话，“儿”音近于ní，是押韵的。是否就要据此将“儿”改读为ní音呢？再如张旭的《山中留客》：“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这首诗押的是平声微韵。据北京大学郭锡良教授编著的《汉字古音手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拟音，“衣”在当时的读音是[ǐəi]，与“晖、归”押韵，但由于语音的演变，今天“衣”已不入韵了。而厦门话“衣”的白读音为平声[ui]（王福堂修订的《汉语方音字汇》，语文出版社2003年），接近中古“微”音，用厦门话来读是押韵的。“衣”是否也要改读方音呢？

　　这样的情况在古诗词中大量存在，以麻韵论，其中就有许多字已经发生了音变，除了“斜”，还有“车、蛇、遮、奢、赊、耶、嗟、爷、邪、些”等。这种现象每个韵摄都不少见，在通语和方言中也都“有历史变化依据”。是否都要从方言中找到对应的读音然后将韵脚改读方音呢？问题还在于：通语中原本没有的字音，从方言中直接移栽过来，实现临时押韵，其实质依然是“叶韵”，而这是被学界早就证明了的错误做法。

　　字词典中加注叶韵方音字客观上难以实施

　　党怀兴教授建议“在字词典中给韵脚字‘斜’（读xiá）留一席之地”，意思是要给用作叶韵的方言字音进入通语立个“正式户口”。这就不是个别字的临时改读，而是要求系统性吸纳了。从上文的简要分析可知，古诗词韵脚字今读不合辙的现象大量存在，而且情况相当复杂。古诗词今读不押韵的字，往往只在存古性较高的局部甚至小众方言里保存古音。如前述的“衣”，据考察可知，大多数方言读音都已发生了变化，韵母是i，唯厦门话等少数方言读近于古音的ui，且限于“胎盘”义等有限语例。“儿”读ní音也只见于局部方言。党怀兴教授建议“在字词典中加注一项：〈书〉读古诗词时韵脚字可以读xiá”，想来不会只考虑“斜”一个字，字词典的处理讲究系统性，若考虑系统吸纳（哪怕是局部吸纳），就有一个怎样操作、可行性如何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将通语和方言语音杂糅为一个系统的做法，缺乏科学性。

　　刘丹青教授在《汉字形音义，其音为何？》（《语言战略研究》2024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超时空的汉字音，不是一种固定的音值，而是所表音节的一种音韵地位。”音值本身是可变的，这种音韵地位在不同时代、不同方言音系中可以表现为不同的音值，但因同源而存在规则性对应关系。这种不同的字音流通于各自的方言系统中，但由于接触也会相互影响。比如，各方言中的文白异读，其文读音很大程度上受到强势方言或通语音读的影响；反过来，强势方言的白读音也会向上渗透，进入通语形成异读。因而，通语从方言中吸收语音并非不可能，这在学界早有结论。但语音的演变是受语言内外因素制约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生的，是一种不知不觉的融合。现在要跨越历史层次，背离语音自然演化常规，将方言音系的演变结果强加给通语，必然会造成语言系统的混乱。

　　这种移栽方言并以字词典固化的思路，有点类似于民国时期“读音统一会”以“每省一票”来审定国音的做法。当年由此形成的“老国音”也编印成《国音字典》并正式刊行，准备用于教学。但这个“折中南北、牵合古今”的语音系统缺乏现实的语言基础，故因难以通行而被历史淘汰。今天讨论读音问题，当从中吸取教训。

　　语文教学应在方法上多着力

　　党怀兴教授引用语言学家俞敏先生的观点，得出结论——“所以，字词典中给韵脚字‘斜’（读xiá）留一席之地是有必要的”，似乎模糊了俞敏先生真正的主张。

　　俞敏先生自己的观点中论述了中外读者面对古诗词语音变化的两种应对办法及其优劣。一是“用接近古诗人的音念他的诗”。他认为，前人彻底“仿古”的做法“有点儿造假古董的味儿”，而“句子里头用现代音，句子末尾用‘仿古’音”，则像“上身穿中山服脚底下来双抓地虎快靴——显着太不协调”。二是“不管语音变化，大刀阔斧地用变了的音念下去”。他说因汉语、汉字的特殊性，人们通用这种办法“可有年头了”，且有理据支撑：“古人韵缓，不烦改字”，其不足是“听众耳朵委屈点儿”。接着，两相权衡，他作出了明确的总结性表述：“用现代音听着不舒服，‘仿古’又有毛病，那么该怎么办才好呢？我也没有什么高招儿，就有两条不成熟的见解想说出来请大家议论。这头一条是：专门研究和想动手作古体诗的人跟普通中学生区别对待。二一条是理解跟上口的要求区别对待。”他的意思很清楚：中学生不必按“古音”来诵读古诗。

　　为弥补用今音读古诗的不足，俞敏先生主张“用技术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具体是：“请编课本的编辑或是老师费费神，在成问题的字旁边用传统的‘°’‘·’给标上就够了。”所谓“成问题的字”，主要是指今读韵辙不合、平仄不谐的字。比如，依据他的办法，“入云深处亦沾衣”的“衣”，“弦弦掩抑声声思”的“思”，可分别加上记号，前者表明原本押韵，后者提示原为仄声。标上记号并非要让学生“上口”，即用所谓“古音”去朗读，而是通过教材或老师的指点让他们关注这些地方，帮助他们理解古人运用语言的匠心，从而领略古诗声韵之美。俞敏先生把这叫“用视觉方法弥补听觉方面的缺欠”。应该说，这是一个颇有价值的建议。如何弥补用今音朗读的不足，老师们尽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创造独有的方法，不是非得让学生读所谓“古音”不可。

　　还有句话需要补述：作为艺术朗读，自然可以尝试使用方言进行，赵元任等语言学大家都有过成功实践。当然，这需要用方言音系来读，用杂糅的语音怕是不行的。

　　（项目统筹：光明日报记者 柴如瑾、刘剑）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06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