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情绪价值”应有的完整光谱

　　李建强

　　当下，电影的“情绪价值”越来越成为观众选择影片、臧否电影的重要尺度和标准，“情绪”直接作为要素进入电影市场，成为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强力配置。在信息过载、技术迭代、媒介融合与消费代际更迭共同发力的历史转型期，这本身无可厚非，且值得深耕与开掘。

　　目下的问题在于，情绪价值时常被窄化理解和过度运作，以致出现了一些失序和失范的现象。因此，需要在重视其价值赋能的同时，分层面提出若干需要把握的原则：

　　一是守正“基础”层面（情绪）。

　　电影作为一种情绪载体，当然要求通过镜头语言把情绪内容传递给观众。无论喜剧片带来的欢乐、悲剧片引发的伤感，还是悬疑片营造的紧张，都是情绪传递与宣泄的具体体现，但这种情绪的传递并非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作为情绪传达的基础层面，它需要守正基点，保有底线，与观众建立可靠有益的传递通道，实现情绪自然正常的宣泄与释放。在《孤注一掷》中，施暴者陆秉坤当众折断反抗者腿骨，此时，镜头在施暴者面无表情的脸、受害者痛苦扭曲的脸之间反复切换，时而推前景，时而拍特写，配以骨头断裂的音效和压抑的环境音响，在片刻之间建立起强烈的恐怖感，将观众拽入那种窒息的氛围中。作为商业片来说，这种处理无可厚非，有助于情绪直接、高效、快速地传递，但这留给观众的只是霎时惊吓的感受，不会留下更多值得回味的东西，还易造成对观众心灵的隐形伤害，所以不宜作反复渲染。好在，全片的表达基本算是节制的。

　　强调守正，绝不等于说电影必须居高临下地扮演伦理规训的角色，而是充分尊重艺术传播的原理，也是基于对大众审美判断力的准确评估。从本质上来说，情绪具有传染性、放大性和行为驱动力。传染性决定了电影所传递的情绪并非完全被锁定，而是可以通过传播在群体中扩散蔓延；放大性决定了电影中刻意渲染的负面情绪极易突破个体理性的边界，演变为群体层面的情绪失控情绪自带的行为驱动力，则决定了它的传递如重力，可能转化为大众实际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因此，对它的基本面提出要求和规范不是多余的。早年李泽厚先生就提出“情本体”，近年周星、吴晓钟等学者强调电影情绪的正向价值，都是很有前瞻性的。情绪传递与宣泄层面的“守正”，是形象伫立的前提，是情绪健康的护栏，也是托住整部作品的底盘，它需要坚持以叙事逻辑与艺术真实为依托，做到动情而不滥情，宣泄而不放纵，在情感传递中保持仁爱向善，在情绪释放中兼备理性考量。可见，这一层面的操作非常考验创作者的思想认知和艺术处理水平。

　　二是坐实“中间”层面（情感）。

　　观众能否在电影故事里看到自己、能否理解作品中人物的选择、能否认同剧情发展的逻辑，是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这就需要创作者努力去开拓和展示丰富的情感维度，来适配、充实和拓宽观众的情感诉求。

　　如果说，在基础层面，观众的情感多少总是有些被动的——被惊恐、被惹笑、被悲伤，那么，在这一层面观众则是积极主动的——在人物身上看到和想到了自己，把自己的感情移情到人物上，把自己的认知代入叙事中。这种“移情”“认同”带来的情感体验，比基础层面的“传递和宣泄”更持久、更有深度。它不会随着故事放映结束而即刻消泯，而会在观众心中驻足、生根和发芽。几位看过那部农村题材影片的朋友都谈到，因为生活在城市，影片中马有铁和曹贵英之间的感情和生活经历，是他们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但是影片中一个个细致入微的肢体动作，一句句关于土地、庄稼、天气、收成的家常对话，以及收割时合力艰难地使唤驴车、盖房时心心念念的美好畅想、手心里留下的麦粒花印、纸箱孵小鸡时透出的光斑，还有夫妻俩反复推让一只白煮鸡蛋的场景，无不入心入脑，让他们在静默中完成了深层的情感共鸣。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表达，远比电影中那种呼天抢地、捶胸顿足的表演更让人动容。这就是情感共鸣的力量，是艺术“中间层面”特有的魅力，也是优秀作品的基本特征。

　　三是升维“高阶”层面（情理）。

　　真正具有高阶情绪价值的电影，不仅能够实现情绪的释放与情感的共鸣，还能够为观众提供精神的滋养、认知的更新和心灵的净化，引导观众实现精神层面的升维。这类电影往往在情绪传达和情感表达的基础上，融入深刻的人生思考、价值追求与文化内涵，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获得思想精神层面的启迪，实现从“情绪体验”到“精神升华”的成长。例如，《长安三万里》以唐诗为载体，以一种温良敦厚的方式，传递了人生可以失意、理想不可熄灭的精神豁达；《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从“被误解、被排斥”的孤独与愤怒，到“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才算”的从容与坚定，让观众在感动中获得了超越本我的生命体验，在共情共鸣共振中赓续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传承民族文化内在的情感密码。它们的成功，都展示了电影在表达情理高阶层面的广阔前景。

　　情理穿透作为电影艺术的最高境界，不可能独立存在或单一突进，而必须与电影的叙事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相互融合。叙事价值是情感价值的载体，没有熨帖的剧情逻辑与丰满的人物形象，情理价值便会沦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艺术价值是情感价值的支撑，精湛的镜头语言、剪辑节奏、视听设计与特效加持，能够让情理表达更具感染力；文化价值是情感价值的升华，融入优秀文化内涵与价值追求，能够让情理价值更具深度与生命力。第9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授予了由挪威、德国、丹麦等国联合制片的《情感价值》，这部影片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它没有沉溺于廉价的煽情，表现主人公诺拉的敏感人格和精神孤独，展现艺术和生活的乖谬和背离，甚至也不在意渲染横亘在父女之间数十年欲说还休的感情纠葛，而是以锋利的笔触剖析了家庭创伤、精神疗愈和自我和解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它告诉我们，生活本身就“意味着要忍耐存在的无意义性、空虚和恶心”“意味着要一次次对抗那个虚弱、无力、小丑般的自己”，这种上升到哲学层面的深沉思考和叩问，不仅可以改变人们看世界的方式，也会改变观众看待自己的方式。

　　当然，以上三个层面并非相互排斥或可以随意拆分的（本文只是为了便于解析而暂且为之），而是互为倚重和渐次递进的。情绪传递层面是地基，连情绪传递都做不好的电影，不可能进入更高层面。情感共鸣层面是边界，能否让观众与故事、人物产生共情和共鸣，是区分一部影片是否优秀的基本标准。情理穿透层面是统摄，它让电影从“娱乐产品”变成“精神食粮”，从“情绪按摩”变成“灵魂对话”，在精神层面提供给观众持久的滋养。进而，理想的进阶路径应该是，“情绪为表，情感为里，情理为核”，以第一层面的情绪传递与宣泄为基础，让观众“进入”故事和人物，肉身感受时代和社会情绪的切近性；以第二层面的情感共鸣为牵引，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体验到复杂的人情冷暖，去拓宽和丰富自己的情感维度；以第三层面的情理穿透为总揽，让观众通过观赏，实现审美体验和精神认知的跃迁，改变认识他者及本我的方式。概言之，从基础的生理感应，到中层的心理认同，再到高层的精神超越，用情绪抓住人，用情感留住人，用情理征服人，这大致勾勒出电影“情绪价值”应有的完整光谱。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