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启动了一项关于骑手的国情调研重大项目，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196名骑手。调研有什么发现？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剑英
2020年4月1日，外卖骑手在武汉吉庆街等待接单（费茂华/摄）
“网约配送员”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已逾一年——2020年2月，数百万“外卖骑手”有了明确的职业名称“网约配送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报告称：未来五年，网约配送员的需求量将达到3000万，他们已成为城市里有温度的“新基建”。
作为新就业形态，和传统职业相比，骑手的工作内容、工作环境、雇佣形式、劳动权益模式等有很大区别。近年来，关于骑手的社会新闻不绝于耳，各界对此群体纷纷均投以关注目光。
2020年9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启动了一项关于骑手的国情调研重大项目，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196名骑手。调研有什么发现？背后又有何故事？
工作动机
调研项目正式名称为《新业态背景下的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保障与乡村振兴调研：以网约配送员群体为例》，包含前期摸底、问卷调查、田野调查等部分，问卷调查是其中最具分量的环节。
问卷设计包含近70道题，涉及200多个变量，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崔岩是主要操刀者。“设计问卷时，我们最想搞清楚三个问题，骑手是谁？这份职业到底怎么样？骑手的个人生活什么样？”崔岩对本刊记者表示，他本人尤为关注的是“骑手是谁？”
42岁的崔岩此前和骑手的交集主要是看着穿黄色或蓝色衣服、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人匆匆而过。作为学者，他一直保持着观察和思考。项目开始之前，他主观上的初步认定是：骑手属于劳动职业技能相对较低、没有更好的职业路径的群体，出自务农群体的比例较大。
但数据汇总结果表明：21－40岁占比88.1%，非农户口占比31.1%，教育程度“高中、中专或职高”占比29.6%；在成为骑手之前，有正式全职工作的占46.2%，自由职业者占33.1%，而务农群体仅占2.6%。
“对于部分骑手来说，做骑手并不是最优的职业选择。”崔岩说，“他们本可以找到更稳定、更有职业技能、更具发展空间的职业。”
数百万年轻人为什么愿意当骑手呢？
27岁的张泉是其中代表：他在深圳某电子厂工作8年后，去美团武汉某站点当起了骑手，面试后第三天就开始跑单。他告诉本刊记者，相比工厂流水线，更喜欢骑手的自由、新鲜和挑战，何况薪水并不比工厂低。
调查显示，六成骑手月收入在4000－8000元；主要工作动机是“就业门槛低”和“能兼顾家庭”，占比分别为28.2%和24%。
相对于“就业门槛低”，蓝领工人普遍拥有一技之长，需要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和金钱。
对此，相关部委负责人、地方政府官员和社会组织等，各界都表达了类似担忧：年轻人都去挣快钱了，未来怎么办？
问卷提出，5年之后，你还愿意当骑手吗？近三分之一的回答是“愿意”。此外，对这份职业的总体评价方面，表示“满意”的比例为72.5%。
赵常杰是项目组成员之一，针对骑手们的这种状态，他提出一个疑问，“因为成本和门槛更高，年轻骑手们不愿意进工厂、学习一技之长，这是否可看作年轻人不愿继续提升自己的规避方法？”
在崔岩看来，当骑手属于逐渐内卷化的过程：认识的人大都是骑手，接触的客户不可能成为今后职场的社会资本，社会圈子逐渐收缩，技能提升存在明显的天花板，“对未来的规划会有较大负面影响”。
调查还发现，骑手的收入不因受教育程度不同有明显差异。
崔岩觉得，既然看到了一个新兴职业的发展前景中存在着问题，年轻骑手自己还未能看得足够清晰、长远，就应有相应的社会力量去为他们“指点迷津”。“至少我们这些中年人，有义务提醒这些青年人，这个职业前面有哪些问题，还可以去做什么，怎么去做。”
崔岩的观察视角是社会学，相比之下，项目组另外一位专家郑少雄的人类学视角显得乐观不少：“年轻人选择当骑手有丰富的个体原因，这是他们获得人生体验、认识自我的某种方式。”
2021年春节期间，郑少雄和朱迪共同主持了一次涉及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线下访谈活动，50名研究生和大学生整理提交了约250份、总字数达300万字的报告。初步看完报告后，郑少雄对骑手职业表达了较为积极的看法：“青年骑手比较清楚地知道正在从事一份阶段性的职业，他们有自己既定的节奏和规划，平台经济的兴起给了他们人生转换中一个难得的等待重新开始、但没有停下脚步的良机。社会的主体性正是体现在他们充分利用了平台经济提供的空间。”
矛盾交织
“之前我对骑手的印象主要有两个：一方面觉得他们弱势，另一方面我常常体验到不愉快的外卖经历。”21岁的刘晓瑞告诉本刊记者。她是中国社科院大学的在读本科生，也是调研项目最早的参与者。
“弱势”在问卷结果中有这样的显示：家庭背景方面，60.8%的骑手有负债，负债金额在10万元及以上的比例为41.5%，近四成已婚骑手拥有一个以上未成年子女，生活压力较重。与之呼应的是，2018年的全国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家庭负债10万元及以上的比例仅为17.9%。
刘晓瑞一周能点三四次外卖，曾多次遭遇送餐超时，且好几次骑手的态度令她颇为闹心。出于项目需要，2020年寒假时，她在老家成都体验了4天的美团众包骑手工作，并对多名骑手作了深入访谈。
此后，她的心态有了明显变化，对骑手不再有那么多抱怨，每次点单都会备注“谢谢小哥，辛苦了”。
“我看到了骑手的很多委屈，除了制度上存在漏洞外，还有很多源自社会对他们没有足够的了解。”刘晓瑞说，“为什么雨天的餐总是送很慢，为什么超速、逆向行驶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为什么他们常常匆忙来电请求提前点送达……他们在城市中穿行，处理各种人和事的关系，一部电梯、一名保安甚至一次不小心的撒餐都有可能成为超时的原因。”
在她看来，骑手群体总体上正在经历某种不好的状态阶段，她希望消费者能够换位思考，对他们多一些理解与包容。
刘晓瑞的博士生师姐、项目组成员王卡是名4岁孩子的妈妈，也是外卖平台的重度用户，家里绝大部分点餐和生鲜产品购买几乎都在线上完成，同样遭遇过不愉快的外卖经历。
她理解小师妹的感性和同理心，但显得相对冷静和理性。
“骑手和传统职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更多是同质性。它就是一份会和其他群体产生交集的工作。作为一份职业，在职业素养上是有要求的，正常的准时送达是骑手应该做到的。”王卡说，“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难处和艰辛需要克服，医生要救死扶伤，战士可能为国捐躯，老师需要对学生负责……”
她想强调的是，不论是平台的还是骑手个人的原因，导致的问题不该全由消费者来承担。“何况很多问题，比如交通事故频发，仅靠号召社会大众去理解，是解决不了的。这种风险得靠企业和政府来处理。”
调查数据显示的骑手工作时间，令王卡发出了“骑手不容易”的感叹。样本数据显示，骑手每周平均工作6.4天，每天平均工作9.8小时，其中61.6%的骑手平均一周7天都在工作；且在每周平均工作天数和每天平均时长上，不存在明显的年龄、户籍和是否为一线城市的差异。可见，骑手工作的高强度是普遍现象。
问卷结果还体现了骑手对职业和自我的认知“矛盾交织”：
他们知道这份职业存在很多问题，但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且觉得难以解决；一方面希望自己能创业或转行，另一方面担心自己的技能和素养不够；
他们对这份工作相对满意（总体满意度7.1分），但认为自己社会地位偏低（单项满意度仅6.0分），且70.4%的骑手遭遇过职业歧视、交通事故、被客户打骂等不愉快经历；
自己的职业选择认同度较高（非常认同或比较认同的占比达87%），而家人的职业认同度相对低（仅为76.1%）；
职业前景方面，76.1%的骑手对未来充满信心，但也有73.2%的骑手认为收入不会大幅增加……
一位骑手骑着自己的改造摩托（张才琦/摄）
平台责任
1月23日，朱迪和郑少雄牵头召开了一个线上会议，邀请学术界、企业界、媒体等从不同角度对骑手研究及其所涉及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进行研讨。朱迪说，往常这种偏学术的圈内会议一般不超过50人，但这次主动申请参会者约200人，各界对骑手群体的关注度可见一斑。
当天，一位观众的提问给朱迪留下了深刻印象：外卖行业代表着新业态、新经济，骑手作为基层劳动者，他们跟新业态、新经济代表的社会进步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骑手们会觉得自己跟坐在外卖平台办公室里的那些人一样，都属于公司员工吗？
崔岩认为：“所有新经济的真正落脚点，都是最普通的劳动者；所谓互联网+、高端大数据，不可能靠几个人坐在计算机前面就完成了。不要忽视对于这些普通群体的权益保护，以及对他们的关注。”
刘晓瑞问过多名骑手，大多数并不认为自己和办公室员工是同事关系，但也有不少骑手笑称“我们跟外卖平台办公室里的人没啥区别，都是打工人，岗位不同而已”。
在本刊记者采访的多位项目组成员中，大多数都认为“目前外卖平台未能充分发挥职责和功能”。
“当工作上遇到困难时，通常您会向哪些组织或个人寻求帮助？”，面对问卷上这道多选题时，骑手们选择比例最高的是“工作单位”，占比62.9%。在“希望雇佣方为自己做的事情”多选题中，位列前三的是：“增加工资”64.4%，“提供更人性化的福利”56.7%，“提供更好的纠纷处理机制”24.4%。
项目组表示，目前平台更强调自己在链条中起的是中介作用，希望疏远和骑手的关系，更愿意签第三方转包协议，因为一旦和骑手签订正式合同，就需要担负更多责任。
通过体验和采访骑手，刘晓瑞感受到“平台是规则制定者，有着强大的控制力”，比如，通过将骑手分为专送、优选、众包多个等级调配优劣派单资源，以降低配送费；某些奖惩规则相当不公平，明明属于系统流程缺陷，但骑手只能被动承担……
崔岩建议，平台可以转变思路，把眼界放得更宽一些，和骑手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更好地整合资源，切切实实干一些事情，承担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
“比如可以做信息提供者，以及多方的桥梁的架设者。”崔岩表示，全国重要外卖平台屈指可数，它们采集了骑手群体的个人信息，如背景、工作时间、工作状况、需求等，完全可以利用这些资源，作为中间载体去连接政府部门、社会机构、群团组织、媒体等资源，而这些社会资源 “一直就在那里”。
“既然平台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那它的角色并不完全是自己强调的中间者，它有权力、有能力、也有责任去改变现状中存在的一些困境。”刘晓瑞说。
1月17日，一位外卖骑手在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内填写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鞠焕宗/摄）
改善优化
“骑手身上充满了矛盾点和焦虑感。”王卡说，“这种矛盾和焦虑有其行业特殊性，也有青年群体的普遍性。”
她认为，这份职业呈现出种种问题，主要是新职业在保障上、制度上、法律上没有兜底的机制，导致问题较急剧地外显出来，且当群体想要交流反馈时，缺乏对话的平台机制。
“当工作上遇到困难时，通常您会向哪些组织或个人寻求帮助？”受访者选择“各级党政部门及工、青、妇组织”的比例为12.1%，选择网络平台（比如社交媒体发帖）的比例为4.5%，选择新闻媒体的比例为3.3%。说明在遇到困难时，骑手向公共服务机构求助的比例相对较低。
朱迪认为，作为新业态的代表，外卖行业无疑解决了大量就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这种新业态的底层逻辑还是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以及传统的人力资源外包管理模式，很大程度阻碍了行业自身的创新和迭代能力，并存在隐患。
“外卖行业是通过轻运营的方式迅速壮大的，在行业发展初期无可厚非，但现在这个行业已经颇具规模，应该是到了改变优化的时候了。”朱迪表示。
改变优化离不开政府等各方的关注和监管。骑手们最希望政府为他们做哪些事情呢？
问卷结果显示，排在前三的是：“完善社会保险政策”占比48.7%、“维护劳动权益”占比45.1%、“保障劳动报酬支付”占比34.8%；可以看出，骑手在福利保障和劳动权益方面的诉求较为强烈。
崔岩表示，外卖平台“将骑手往外推”，以商业的逐利性而言，属于正常现象。正因为如此，尤其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规范，以平衡这个庞大群体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尽早规避社会风险。
调研样本显示，目前骑手年龄主要集中在21-30岁，占比51.0%；其次是31－40岁，占比37.1%。正是青春勃发的阶段。
在2021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由共青团中央提交的《关于促进新职业青年成长发展的提案》被列为重点提案。期间，关于“新职业青年”的话题几度成为微博热搜。
2019年至今，我国已累计发布四批56个新职业，如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电子竞技员等。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协商代言处处长滕素芬坦言，新职业从业青年确实面临不少现实困难，一是群体诉求高度分化，行业门类、利益关系非常复杂，政策帮扶的整合难度很大；二是社会保障覆盖不足，灵活就业或自主创业形式难以纳入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三是成长发展压力大；四是社会认同普遍不高。
那么，可以采取哪些相应的措施呢？
滕素芬列举了四条：一是加强思想引领，鼓励和引导新职业青年有序参与社会事务，突出个人实践与社会公益的统一；二是完善社会保障，适应时代要求，把法律和政策短板补齐，逐步建立“非标准劳动关系”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其参保难、转接难等问题；三是优化发展环境，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引导；四是增进社会认同。
来源：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