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论坛·温故】

　　作者：甘生统（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志高则言洁，志大则辞弘，志远则旨永。’文艺承担着成风化人的职责。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

　　“志高则言洁，志大则辞弘，志远则旨永”出自清代著名学者叶燮的诗学著作《原诗》。该著分内、外两篇，内篇为诗歌原理，主要论诗的发展与创作；外篇为诗歌批评，主要谈作品工拙。在《原诗·外篇上》中，叶燮对诗人之“志”与诗歌创作及风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志之发端，虽有高卑、大小、远近之不同，然有是志，而以我所云才、识、胆、力四语充之，则其仰观俯察、遇物触景之会，勃然而兴，旁见侧出，才气心思，溢于笔墨之外。志高则其言洁，志大则其辞弘，志远则其旨永。”认为诗歌创作的关键是表现诗人之志，志有高卑、大小、远近之分，如果用才气、胆识、学力等不断对其进行充实，志存高远，写出来的作品就会简洁流畅、文辞雄健、思想深邃。

　　引文虽然只有短短15个字，但却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艺思想。

　　中国古代先哲们很早就认识到了文艺作品与创作主体之间的一致性即“文如其人”的问题。这一思想最早包含在“诗言志”“有德者必有言”和“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等观点中。汉代的扬雄进一步明确了其内涵，指出：“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认为通过语言文字能判断出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之后，在曹丕“文气说”和南朝文论家尤其是刘勰、钟嵘等人关于体性、才略等理论的影响下，这一观点便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白居易说：“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苏轼在评价其弟苏辙的文章时也认为：“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这一观点尽管受到后世一些学者的质疑，如金代元好问以为：“心声心画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但绝大多数文论家还是认定文品与人品间的天然联系，宋濂以为：“诗，心之声也。声因于气，皆随其人而著形焉。”刘熙载主张：“诗品出于人品。”龚自珍也认为：“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引文中，支撑叶燮主张的就是上述观点。

　　基于对“文如其人”观点的认同，古人极其重视对创作主体情志的培养。从孔子鼓励学生“盍各言尔志”开始，重视立志便成为后世各类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的首要功课。诸葛亮教育儿子诸葛瞻：“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嵇康训示子女：“人无志，非人也。”王阳明教导学生：“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古人不仅主张立志，还强调要立大志、高志、远志。“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张载更是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远志向，作为天下学子毕生向学的远大目标。

　　由于文学创作是一个“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沿隐而至显，因内而符外”的过程，志气的高卑、大小、远近，表现在文艺作品中便会呈现出不同风貌，“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是有着相同志向的两个作家因性格不同而形成的不同风格；“畅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庄重，倜傥人诗必飘逸，疏爽人诗必流丽，寒涩人诗必枯瘠，丰腴人诗必华赡，拂郁人诗必凄怨，磊落人诗必悲壮，豪迈人诗必不羁，清修人诗必峻洁，谨敕人诗必严整，猥鄙人诗必萎靡”是习性不同的诗人之“志”在作品中的不同反映。志存高远之人的作品必定具有非同庸常的风貌，“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这样的作品也才会有光照千古的艺术魅力，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作品也才有“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的影响。

　　自古迄今，从“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到“文以载道”，文艺始终承担着成风化人的重要使命。在21世纪的今天，经济社会在空前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文艺发挥其春风化雨的功能去加以解决。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作为特殊生产者的文艺工作者，尤其要重视情志的培养，熔铸性情，陶染所凝，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不断用浩然之气和高远之志孕育出文质兼美的艺术作品，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18日 02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