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整理 朱灵洁 照片由市委宣传部提供
前言：
“衣食住行”中，衣排在首位。见到生人，第一印象中衣也占了很大的比重。我国古往今来，衣的变化很大。旧石器时代晚期先民开始穿衣服，有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和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出土的骨针为证，这是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一步。
到了新石器时代，捻线的纺轮在各地诸遗址中大量出现，这时已能纺织葛、麻、丝织物。华夏族的衣服已有了“上衣下裳”，就是上身披一件褂子，下身围一条裙子，形成了自己的服装特点。同时，先民也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发型：束发为髻，贯以发笄。
上衣下裳之服饰与当时的居住条件是相适应的。先秦时先民在室内皆席地而坐，其坐姿即现代所称的跪坐。由于当时的内衣尚不完备，没有贴身的合裆裤，只在股间缠裈，如若两腿叉开，在席上箕坐，下身遮蔽不周，是不雅观的，而跪坐则可以用裳将下体盖起。所以甲骨文里的“人”字是跪坐之人的象形，表示他不仅是一个生物人，更是懂礼节的文明人。
裳既然起这么大的作用，所以受到重视，成为装饰的重点部位。从而在裳的中部系市（韨，蔽膝）。西周时的市加宽，有身份的人还在这里系玉佩，地位愈高，玉佩愈长，走得愈慢。根据贵族之等级的差别，须走出“接武”、“继武”、“中武”等步伐来。
【专家名片】
孙机，1929年生，山东青岛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学术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名誉院长。获国务院授予的特殊津贴，全国美协授予的“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奖。著有《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国古舆服论丛》《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仰观集》等。其中，《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获得了众多荣誉，入选2014年“中国好书”，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等。
【核心摘要】
衣是衣食住行的头一件，与每个人都关系密切。中国人从原始时期无衣可穿到后来的衣裳考究，其中经历的重要变革大体有四次。服装的变革跟生活环境、居住环境、生活用具等等的变化都有密切关系，从服装的变化可以窥到中国古代生活变化的缩影。10月27日，伯鸿讲堂（桐乡）第8讲开讲，孙机以《中国服装史上的四次大变革》为题，并通过大量的图片展示，为听众讲述了中国服装从衣到衣裳以及从内到外的细节变化，还原历史，还原生活。
本文根据孙机现场讲座录音整理，稍作删减。
第一次变革：从“上衣下裳”到“胡服骑射”
我国服装史上的第一次大变革是在战国时期，以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为标志。上古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国以前，戎主要指车战，那时的马多用于驾车，不单骑。《尚书·甘誓》是夏朝初年夏后启讨伐有扈氏的誓师词，其中提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可见这时已有乘三人的战车。
中国古代的车战很特殊，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中国这种车战。一来是由于中国古车的性能（特别是系驾法）非常优越，使战车能胜任车战的要求。二来是由于中国在车战中还要讲究礼法，如“车中不内顾”、“不禽二毛（头发花白等）”之类。加之在车战中，战士在车上主要是挥戈和放箭，下身的动作十分剧烈，而且战车兵都有“士”的身份，因此需要讲究贵族的仪容，衣裳市佩不能轻易换掉，比如秦俑坑出土铜车上的御手就带着玉佩。
但是中国的车战也有不少局限性，比如它只能在开阔的地方作战，战斗时要成列，要“左旋”，双方都必须遵守战斗的规则，而且列队的战车运动得不快，一天只能走“三舍”，也就是不到20公里。它还怕山地、怕沼泽，甚至怕不守车战规则的“徒兵”，因此车战的指挥官常发出“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的慨叹。
与此同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则习惯骑马，长裤最先是从他们那里流行开来的。上身着窄袖上衣，下身着长裤，即所谓“胡服”，蒙古国诺颜乌拉匈奴大墓出土的衣裤可以为例。赵武灵王组建起穿着胡服的骑兵部队，很快就打败了经常骚扰赵国的白狄人建立的中山国，进而夺取了林胡、楼烦之地，成为七雄中的强国。从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中出土的着衣裤的铜人像，可以看作是与上述赵国骑兵穿着相类似的胡服。
不过胡服的推行并不顺利，赵国贵族曾以“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为借口反对胡服。胡服与华夏族古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的下身是裤，后者的下身是裳。而在中国服装史上经过此次变革后流行开来的不是胡服，而是衣裳相连的“深衣”，也就是变相地将裳适当地予以保留。深衣的特点是衣裳相连。衣的一侧设“曲裾”，即将衣襟接长，向身后斜裹，这样既不妨碍迈步，又可遮住下身。战国时，男装深衣与女装深衣的剪裁方式已有区别，男装之曲裾较短，只向身后斜掩一层，武士也可穿短深衣和长裤。女装的曲裾较长，可向身后缠绕数层。最讲究的女式深衣还在曲裾的边缘上缀以尖角（襳）和飘带（髾）。即傅毅《舞赋》之“华带飞髾而杂襳罗”，显得异常华丽。飞襳垂髾的女式深衣直到南北朝时还能见到，流行的时间相当长。但男式深衣至东汉时已经罕见，代之而兴的是直裾长衣，也叫“襜褕”。襜褕较肥大，更合身一些的则叫袍，东汉时已流行。《续汉书·舆服志》中提到“今下至贱更小史，皆通制袍。”从历史的发展历程看，经过深衣的过渡，长袍自东汉时已广泛流行，位居主流。上衣下裳互不连属的男服已经成为古装了。
第二次变革：隋唐“双轨制”
我国服装史上的第二次大变革是从南北朝时代开始，直到唐代才完成的。其实自十六国以来，草原民族已汹涌南下，之后在北中国建立起以鲜卑族或已鲜卑化的少数族为统治者的北朝各国。其男装包括圆领或交领的褊衣、衣裤、长靴，头戴后垂披幅的鲜卑帽，和汉魏的冠服大不相同。但是他们既然已经入主中原，要统治汉族人民，又鉴于他们的文化落后，要名正言顺地做中国皇帝，必须提倡文治，以“混一戎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就“祀孔子”，甚至说自己是皇帝少子昌意的后人，从血缘上拉近与汉人的关系。
至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后改姓名为元宏）时，更将汉化推向极致。他全盘地否定了其民族的语言、礼俗、服装、籍贯乃至姓氏，在世界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经过他的改革，皇帝和大臣都穿起了汉式之褒博的冠冕衣裳。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东壁的浮雕《礼佛图》中的皇帝，应该就是孝文帝本人的形象。此图中君臣的衣着与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及敦煌莫高窟220窟唐代壁画中帝王的服饰基本一致，可见孝文帝的服装改革是很彻底的。
但是孝文帝的改革也有其过分之处，他连汉族之弊政如门阀大姓、清浊士庶那一套都吸收过来了，开始依门第来任命官员。本来北魏的重兵多驻在北部边境，各军镇的镇将多为鲜卑族或当地少数族豪酋。改革后，六镇的职业军人无法汉化，上不了高品，只能通过军功任武职浊官。这样一来，断绝了他们高升的仕途，于是激起了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
六镇起义后建立的北齐和北周，统治者都是代北豪酋出身，先天带有反汉化的倾向。在这方面，北齐更严重一些，北周稍缓和一些。这时鲜卑装重新流行，在山西太原、寿阳、河北磁县、山东济南等地北齐墓壁画中所见者，北齐武士戴圆形或山字形鲜卑帽，身着圆领或交领缺骻长袍（缺骻就是开衩，此前汉族的衣服是不开衩的），腰束鞢革爕带，足蹬长靿吉莫靴。
北周与北齐有别，它的政策一方面是士庶兼容，一方面是胡汉并举。一方面维护鲜卑旧俗，恢复鲜卑复姓；一方面又摹仿《周礼》，用六官制度来改组政府。在服装上，一方面在正式大朝会时采用汉魏衣冠；另一方面，北周君臣平日里穿着缺骻袍。特别是北周吸收汉族农民当府兵，军装须整齐划一，更为鲜卑化的服装在平民中的普及铺平道路。
隋唐时代南北一统，服装却分成两类：一类继承了北魏改革后的汉式服装，用作冕服、朝服等礼服；另一类继承了北齐、北周改革后的圆领缺骻袍，用作平日的常服。这样，我国的服装就从汉魏时单一的系统，变成两个复合的系统，从单轨制变成双轨制。
唐代男子在日常生活中都穿常服，包括圆领缺骻袍、幞头、革带及长靿靴。其中的幞头虽由鲜卑帽演变而来，然而与后者也有诸多相异之处。它本是一幅头巾，裹头时两个巾脚向前抱住发髻，另两个巾脚在脑后结扎，多余的部分使之自然垂下。幞头起初用的是黑色的纱或罗，后面垂下的巾脚是软的，称“软脚幞头”。后来在幞头脚内用铜、铁丝作骨，把它撑起来，成为“硬脚幞头”。由于硬脚的形状及上翘之角度的不同，又有“句脚幞头”、“展脚幞头”、“朝天幞头”等各种式样。后来宋、明时的官帽其实都是硬脚幞头。
唐代常服的形成不仅有其历史原因，同时也是现实生活的需求。上面曾提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但那时的马未装马镫，骑马奔驰是很吃力的。四世纪初我国发明了马镫，很快就普及开来，长靿靴正适用于骑乘。骑马时，缺骻袍也同样带来了便利。而且这时建筑物梁架的结构有所改进，室内的空间加高，又使用起高家具，先秦时入室须徒跣之俗已不再遵循。唐代的常服和这些变化正相适应。
服装的双轨制到宋代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在同一个场合中的帝王和官员有穿礼服的，也有穿常服的，甚至正式的公服，本来穿的是一件圆领缺骻袍，但袖子却异常宽大，几乎和褒博的礼服混为一谈了。特别是宋代时扬文抑武，科举制度比较完善，官员俸禄丰厚。自宋初“杯酒释兵权”时起，就为享乐主义敞开了大门。宋代人士追求诗酒风流的闲暇生活，审美情趣有时精致得过了头。比如瓷器的开片、盆养的金鱼，都和缺陷美甚至病态美接近。尤其是缠足，自从在宋代兴起后，流行了八九百年，给妇女造成极大的伤害。一般多认为缠足始于五代，北宋逐渐推广，南宋时遂普及开，但这里面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我国古代对女子的步态有一种奇特的观点，欣赏她们走出细小的碎步。汉诗《孔雀东南飞》谈焦仲卿妻“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后汉书·梁统传》谈孙寿“作愁眉……折腰步”。李贤注：“折腰步者，足不任体。”东汉﹒张衡《南都赋》谈女子走路时“罗袜蹑蹀而容与”。吕向注：“蹑蹀，小取步而行。”魏﹒曹植在《洛神赋》中对此更着力描写：“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到了唐代，杜牧在诗中就不仅说步态，而直接写脚：“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跟后代热衷于“莲癖”之作等的口吻已经接近了。古代曾要求贵族走得慢，庶人走得快，而这些谈法则要求妇女走得颤颤巍巍，不知是出自何种心理状态。看来，似乎缠足是手段，走出这种步态才是目的。一开始时，欣赏走碎步亦无大碍，然而一旦形成风气，造成的后果就不得了，可见在审美问题上防微杜渐是何等重要。
元代在服装史上的影响不大，元代统治者穿的是蒙古族的服装。元初曾要求在京士庶均作蒙古装束，大德以后则各任其便。所以元代的汉人，尤其是居住在江南的南人的服装与宋代并无大殊。明建国后，禁穿胡服，但还是留下了元代服装的痕迹，比如明代人常穿的曳撒，实际仍沿袭元代之辫线袄子的式样。
第三、四次变革：逐步融入世界潮流
清朝对服装的要求则比较严格。顺治二年颁布《严行薙发谕》，令“官民俱依满洲服饰，不许用汉制衣冠。”薙发的推行毫不容情，民间流传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谚。从此，传统的冠、冕、衣裳被完全废除，这就是为我国服装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
辛亥革命后，长袍马褂虽继续存在，但中山装、学生装、西装日益流行。建国后，我国的服装更逐步融入世界潮流，是为我国服装史上的第四次大变革。
来源：嘉兴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