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盛世百花开，芳华吐艳福气来。中国花鸟画历来以描写大自然中的微观世界为能事。在花鸟画家眼里，草木虫鱼、畜禽走兽、翎毛鳞介皆是充满生机和寄托情思的绝佳载体，其画法可包括“工笔”“写意”“兼工带写”等数种。

　　“黄家富贵”“徐熙野逸”

　　影响深远

　　花鸟鱼虫以绘画的形式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史前石器时代彩陶之上的纹饰，它作为一种图腾符号为人们传达祥瑞的观念。六朝时，已出现独立形态的花鸟画作品。至唐代，以工笔形态为主的花鸟画完全成熟而正式独立成科，与人物画、山水画三足鼎立，并产生了顾恺之、曹霸、韩幹、韩滉、边鸾等诸多大家。

　　写生珍禽图（国画） 41.5×70.8厘米 五代 黄筌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五代是花鸟画发展的重要时期，出现了“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两大重要的风格体系。该体系延续至今，影响深远。“黄家富贵”指后蜀画家黄筌所作的院体花鸟，多写珍禽瑞鸟、奇花怪石，富丽堂皇。具体以细挺的墨线勾出轮廓，然后填彩，即所谓“勾填法”，其画风延续将近百年；“徐熙野逸”指江南处士徐熙所作花鸟，多写江湖汀花野竹、水鸟渊鱼，画风粗笔浓墨，略施杂彩而笔迹不隐，即所谓“落墨花”。

　　《写生珍禽图》是黄筌传世的重要作品。画家用细密的线条和浓丽的色彩描绘了大自然中的众多生灵，在尺幅不大的绢素上画了昆虫、鸟雀及龟类共24只，均以细劲的线条画出轮廓，然后赋以色彩。这些动物造型准确、严谨，特征鲜明。鸟雀或静立、或展翅、或滑翔，动作各异，生动活泼；昆虫有大有小，小的虽仅似豆粒，却刻画得十分精细，须爪毕现，双翅呈透明状，鲜活如生；两只乌龟是以侧上方俯视的角度进行描绘，前后的透视关系准确精到，显示了作者娴熟的造型能力和精湛的笔墨技巧，令人赞叹不已。同时，画面中24只小动物均匀地分布，它们之间并无关联，亦无一个统一的主题。画幅的左下角有一行小字：“付子居宝习”，由此可知，这幅《写生珍禽图》只是作者为创作而收集的素材，是交给其子黄居宝临摹练习用的一幅稿本。仅从这幅稿本上即可了解黄筌作品的精妙，可以想象到黄氏其他作品的巨大魅力。正由于黄筌长期不懈地细致观察并坚持写生，经过不断的磨炼，才能获得如此成功，并成为一个画派的开创者。

　　雪竹图（国画） 151.1×99.2厘米 五代 徐熙 上海博物馆藏

　　作为最能体现徐熙文人野逸画风的作品之一，《雪竹图》以极其工整精微的画法，呈现出一种“异常”的写实性。其画面中所描绘的景物，无论竹竿还是老树、奇石，都基本接近原物大小，这样更加强了画面物象的身临其境之感。在写实的基础上，《雪竹图》也同样具有“逸笔草草”性。作者将画面图底反转，用墨作背景衬托出物象，一改传统双钩墨笔晕染，这种技法不仅为徐熙首创，在日后历代画家作品中也很罕见。

　　文人写意花鸟画的新纪元

　　花鸟画的立意，往往关乎人事。它既重视真，具有“识夫鸟兽木之名”的认识作用，又关注美与善的观念表达，更强调其“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的怡情作用，主张通过创作与欣赏表达人们的志趣情操与精神生活。进入尚文轻武的宋代后，花鸟画受到皇家和文人士大夫的钟爱，这不仅让院体工笔花鸟画发展至高峰，还开启了文人写意花鸟画的新纪元，可以说宋代迎来了中国花鸟画的成熟和极盛时期，在应物象形、营造意境、笔墨技巧等方面都达到了审美的巅峰。

　　鸜鹆图（国画） 88.2×52厘米 北宋 赵佶 南京博物院藏

　　宋徽宗赵佶的《鸜鹆图》是写鸜鹆的相斗之趣。鸜鹆俗称“八哥”，生性好斗。该幅作品画面上有三只鸜鹆，两只正在激烈相斗，一只在一旁观战。居于上方的那只鸜鹆似暂获优势，但下面那只不甘示弱，正回过头来用嘴狠啄对方向它伸来的利爪，真实地表现了它们之间钩矩相搏、毛血飞洒的激斗情景。鸟的毛羽蘸墨丝毛，淡墨渲染，表现出鸜鹆毛羽的浓黑深厚感。松树的鳞皮用干笔圈出，略施以淡墨。攒聚的松针，是由尖细的笔一根一根地画出，显露出松针的颖锐好芒。“鸜鹆飞争翅跳萧，急难枝上目如椒。写情若果通于理，何事助金思灭辽。”这是1760年春天，乾隆皇帝在御览《鸜鹆图》时，在画面顶端几近中间的位置题写的两首诗之一。在乾隆眼中，《鸜鹆图》还是一处别开生面的活泼地、生死攸关的活泼地，因此他除了题写诗词以外，还御题了“活泼地”三个大字。

　　花鸟画在元代向着水墨领域逐步深入，而水墨写意花鸟画更是在明代渐成主流之势，崇尚秀雅，强调有“士气”，属于文人画的体系。墨竹、墨梅风行一时，兰、竹、草虫，亦作为专门画题。前期有林良，中叶有沈周、陈淳，继而有徐渭等。清代花鸟画在承前创新的基础上与西方的绘画艺术碰撞交融，花鸟、虫草、蔬果、梅竹画，堪称发达，真正地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花鸟画。

　　玉壶春色图（国画） 131×42.5厘米 清 金农  南京博物院藏

　　扬州八怪之一金农晚年创作的《玉壶春色图》，以早春二月的“江路野梅”为题材，截取粗壮梅树老干，通贯画幅正中，顶天立地，直至画面上端处分槎，梅干的右侧有三五斜枝，蜿蜒向上伸展，枝干稀疏，花朵星星点点。该作构图奇绝，以大笔铺枝，小笔勾瓣，穿插左右，枝干以饱含水分的淡墨挥写，浓墨点苔，更显出老梅凌寒的性格。

　　多元探索

　　开启现当代花鸟画创新之路

　　20世纪至今的中国花鸟画演变，重要的不是语言的变化，而是隐藏在语言变化背后的文化观念及形式的改变。在现代画坛，花鸟画整体上已不太引人注目，但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朱宣咸、关山月等大师的出现，亦独成高峰。

　　西来东土（国画） 145×360厘米 2007年 潘鹤 方土

　　“笔墨当随时代”是每个时代对艺术创作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艺术创作体现其时代价值的重要路径。花鸟画作为中国画的重要画科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中，以其表意传情、托物寓意的独特手法与传统笔墨意趣的特点，创造出了诸多适应时代需要的优秀作品，体现了中国画传统的强大创造性。在今天，花鸟画的崭新面貌更多呈现的是艺术的自我和对笔墨新质的追求，承载的是现代中国人的审美态度和精神理念。在具体创作上，当代花鸟画坛可谓百花齐放，在写真方面引入了西方写实绘画的技法，在写意方面与表现主义遥相呼应，在花鸟格物方面又与存在性和当下性悄然暗合。艺术家们通过梅、兰、竹、菊等传统花鸟画中最为经典和基础的题材，演绎了花鸟画的新活力，并由此引发了对中国花鸟画未来前进方向的思考。

　　红棉白鸽（国画） 71×88厘米  1977年 关山月 关山月美术馆藏

　　当然，新时代、新题材、新生活、新观念对艺术创作的具体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一些画家力图以花鸟画为载体表达当代人有别于传统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但它又不同于传统绘画中的象征寓意手法，是通过更具个性化的以花鸟为主体的画面给人们以提示和启发。在他们笔下，具体的形象被置于某种情境之下，被进一步符号化、隐喻化；也有一些花鸟画家力图通过对动物和其真实环境的整体描绘，营造出一种清新美丽的自然与艺术之境，让人们在欣赏绘画作品的同时，对由自然生物构成的美丽世界拥有更富情趣的认同；还有一些画家敢于挑战传统范式，以敏锐的触角，打破常规的构图法则和现实生活特定的时空关系，充分挖掘色彩语言和新材质的魅力，以增强当代花鸟画的艺术表现性，寻求更贴近当代人的审美需求；更有一些“观念先行”画家在创作题材和表现形式上不断拓展，他们通过借鉴民间艺术的意象造型、平面构成的装饰效果、抽象表现的符号元素，赋予创作技法以时代气息，极大地丰富了花鸟画的形式语言。进入新时代的花鸟画家们通过不同的笔墨探索，正呈现出当代花鸟画的盛世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