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看似斑驳朴素的庙墙里，隐藏着文物。此前，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公布，在位于文物区中轴线上的武侯祠诸葛亮殿新发现8通清代碑刻，丰富、印证了武侯祠的人文历史。昨日记者从武侯祠博物馆获悉，在此次发现的8通碑刻中，清人复写的《前、后出师表》有了最新研究成果。该石刻兼顾了自然与人文的二重属性。按照碑文布局和残留刻痕分析，曾有1000余字刻于其上。

　　这通《前、后出师表》碑嵌于武侯祠诸葛亮殿北面墙壁之中，紧临诸葛亮塑像，由7方大小相近、取材本地红砂石的碑石组成，通长约309厘米，宽约38厘米。虽有部分漫漶和缺失，研究人员还是根据其能够识别的文字和道光九年（1829）成书的《昭烈忠武陵庙志》相关记载确定了碑文内容。

　　见证乾隆朝状元书写人生之路

　　有言道：“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这通《前、后出师表》碑的撰写者石韫玉便是当时一位文才善书的著名学者。石氏出生于江南名城吴县，有清一代，这里走出了7名状元，石韫玉便是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万寿恩科”中一举夺魁。在状元身份的加持下，他历任翰林院修撰、典福建乡试、四川重庆府知府、山东按察使，并颇有建树。

　　四川任上，石韫玉曾前来武侯祠拜谒，景仰宗臣，慨然慕思，当即产生了再书《出师表》并勒石镌藏的心意。正当他准备付诸行动之时，一纸调令让其愿望只能暂时搁置，而这一来，便是近15年。

　　再书《前、后出师表》时，石韫玉早已去职隐退，日常律身清谨，工于诗文，编修史籍，藏书数万册，自号“独学老人”。同时主讲苏杭各大书院二十余年，勉励后学经世致用，效社稷之劳。重书《出师表》，既是对一代名相诸葛亮的推崇，更是他入世出世之间家国情怀的真实表达。

　　传世孤本的深层隐情

　　嘉庆二十四年（1819），石韫玉的学生聂铣敏入川为官，督四川学政。石韫玉听闻后欣喜不已，不仅寄来了书信予以祝贺，还将手书的《前、后出师表》一同送达，希望得以刊刻于武侯祠。聂铣敏一刻未怠慢，亲自找寻石材工匠，于道光元年（1821）秋完成了镌藏典礼。

　　聂铣敏早年求学之时，兼习书法，石韫玉教导他书写之法与士子之心应相得益彰，互为成就。言传身教下，聂铣敏自然感念敬佩诸葛亮正直忠义、鞠躬尽瘁的精神，在拜谒勉县武侯墓和成都武侯祠时，便也有重新抄录《出师表》的想法。适逢老师来信，他便将石氏的手迹另摹刻一碑于定军山。可惜的是，这一块碑今天已无法找到，武侯祠所见石韫玉《前、后出师表》碑成为了弥足珍贵的孤品。

　　据《昭烈忠武陵庙志》记载，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的北面墙壁曾刊有历代碑刻24通。因处于正殿正位，众多政商名流、鸿学大儒以能将自己的作品镌藏其上为一生荣幸，成一时“国潮国风”。然200年来，武侯祠的诸多碑刻还经历了破坏、整理、修缮的复杂传承过程，如今一些记载中的碑刻已不见踪迹。惟石韫玉的《前、后出师表》碑刊刻在墙面最显著的位置，并被后人藏于墙体之中而得以保存流传。

　　艺术与品味的共同选择

　　石韫玉是当时广有盛名的书法家，尤重楷书。他认为楷书之精要在于“秀劲平匀”， 从《前、后出师表》碑留下的字迹中能够看出其结构谨严，腕力遒劲。聂铣敏少时受老师悉心指导，更是评价此书“银钩铁画、色正芒寒”，与元代著名书法家鲜于枢之同表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江山倍开胜境，金石更览上流。石氏以“煌然与斯文同光”之郑重心意，将风云际会、羽檄争驰时代下诸葛亮运筹帷幄、善谋图强、一心兴复的人生境遇融汇在翰墨之间。

　　启功先生曾说：“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极致工艺下的镌刻之美，是书法之外上乘碑刻保真显意的另一灵魂。由于造作制度和人文理念的变化，明清时期的碑刻已少见刻工留名，现无法得知这通《前、后出师表》碑出自何人之手。但观其细致，仍可见其转折时形体匀整，峻弛合度；延展处顺意游龙，不失劲锋。切挖、冲剔等手法娴熟融合，配以摹取或双钩填充技术，最大程度展现原作的韵味。用老刻工们的俗话讲，即心到手到，表里如一。

　　作为藏书家的石韫玉，遍览古籍，著述等身，对古往今来的传世作品要求颇高，而独奉《出师表》为妙中之妙，气韵不凡。同样的题材，在成都武侯祠内还有嘉庆十七年（1812）江左名流王之楫、光绪二十六年（1900）时任成都知府刘心原以及现代重刻相传为抗金名将岳飞所书的三通碑刻，《出师表》成为他们表述心迹的共同选择。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这篇千古名作，早已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的精髓，为武侯祠和三国文化增添着更隽永厚重的历史色彩。

　　记者 王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