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趋严的监管持续打击违法违规的问题股东，加之经济下行施压，不少来自制造业、房地产等传统行业的民营股东纷纷退出银行等金融机构，而以地方财政资金为代表的国资通过接盘或增资，进一步增强在银行内部的话语权。

　　与此同时，传统行业衰退之下，新经济崛起，尤其是互联网科技巨头不但资本雄厚，而且自带丰富的流量场景优势，与银行数字化转型、促进业务增长需求互为契合，因此成为入股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新兴力量。

　　今年7月下旬，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直接接管明天系9家保险、证券、信托机构，进一步化解风险。

　　实际上，这只是监管清理金融业违规股东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动作。今年以来，包商银行、恒丰银行和甘肃银行等中小银行风险处置已相继落地。

　　问题股东被换成常态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监管处置银行风险方式主要包括引入新的战略股东、变更管理层，以及成立新的机构收购、承接原有银行资产。

　　7月15日，甘肃银行增资扩股方案获批，该银行非公开发行内资股37.5亿股，非公开发行H股12.5亿股，意在用市场化财务重组方式彻底处置其现有风险资产。

　　参与甘肃银行此次定增认购的为甘肃省当地国资，主要包括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省公路航空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及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后国资持股比例进一步提升至44.03%。

　　今年4月1日，甘肃银行因相关股东方华讯方舟出现风险，股权质押爆仓导致股价暴跌，并带来声誉风险。

　　此次定增后，意味着甘肃银行原有的民营股东华讯国际等股权将被稀释，华讯国际曾是甘肃银行2018年上市基石投资者，其母公司华讯方舟集团陷入债务违约泥潭。

　　国资进一步增资入股，原有民营股东收缩股权，成为清理银行问题股东的重要方式。

　　以恒丰银行为例，作为一家资产规模达万亿元的股份行，该行长期以来由属地管理，前后两任董事长涉嫌违法犯罪锒铛入狱，产生大量不良资产，监管部门果断采取了包括撤换董事长等高管和引入战略投资者、彻底更换股东的方式。

　　“很多银行出事出在哪？出在人、出在高管层，所以把所有的高管层全部都换掉，调整充实新的领导班子。有一些银行股东入股的时候，根本没有经过监管审批，但是这些私下交易就开始转让。我们对这种违法的股权和股东坚决依法进行了清退。通过司法程序，清退违规股东，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人员。”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今年4月曾表示。

　　2016年年报显示，恒丰银行增资扩股前第一大股东为持股20.61%的烟台国资烟台蓝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同时，持股5%以上股东包括目前深陷困境的安信信托实控人高天国，高天国通过上海国之杰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国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烟台中惟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恒丰银行5.79%股权。

　　在审判恒丰银行原董事长姜喜运的时候，烟台检方指控，2004年至2013年，姜喜运利用恒丰银行董事长职务便利，给高天国公司购买恒丰银行股份、办理贷款提供帮助，姜喜运伙同原恒丰银行财务负责人共同收受高天国2300万元贿赂。

　　2019年恒丰银行千亿定增获批，引入中央汇金和山东AMC等股东，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二大股东，持股分别达到53.95%和32.37%，而高天国旗下上海国之杰等持股由5%以上收缩至1%以下，对银行的影响甚微。

　　与高天国违规获得恒丰银行股权类似，上海华信入股海南银行手段如出一辙。

　　7月30日，河北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庭审原国开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一案。

　　检察院指控，2009年至2019年胡怀邦利用交通银行董事长、国开行董事长职务便利，在获取银行授信额度、入股商业银行等方面给相关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8552万元。其中，给相关单位和个人入股商业银行提供便利，指的便是胡怀邦担任交行董事长期间，帮助上海华信入股海南银行。

　　2019年年报显示，海南银行第一大股东为海南鹿回头旅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7%；第二股东为海马财务，持股12%；第三大股东为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持股12%；其后，交通银行和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均持有该行10%。

　　今年6月11日，海南银保监局披露，海南银行变更股权，国资代表中国铁路集团旗下中国铁路投资接棒上海华信，持有海南银行股权12%，转让完成后上海华信不再持有海南银行股权。

　　债务逼迫民营股东易位

　　“出来混的，总归要还。”民营股东通过行贿等不正当手段获得的银行股权，最终还是逃不了还回去的结局。此外，还有一些股东，由于涉及产业众多，在经济形势压力之下，出现经营困难或债务危机，所持银行股权被冻结、拍卖。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在阿里司法平台上，各地城商行和农商行的股权拍卖信息“络绎不绝”，而大多数民营银行股东所持的银行股权被拍卖，多是因为债务纠纷。

　　例如，即将于8月18日开拍的东兆长泰集团所持的大连银行1亿股股份，起拍价格3.17亿元。东兆长泰集团是大连银行第十大股东，也曾先后五次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产业涵盖建筑施工、地产开发、金融投资以及矿业等领域，位列2017年度北京民营企业百强第15名。

　　2019年，东兆长泰集团走向衰落，因为债务纠纷被厦门国际银行起诉，并冻结相关大连银行股权。

　　再如，2018年在香港上市的江西省第二大城商行——九江银行，其第四大股东为大生（福建）农业有限公司（简称“大生福建农业”），持有九江银行5.65%股权。

　　阿里司法平台显示，大生福建农业所持九江银行股权也将于8月10日悉数拍卖，起拍价合计10.17亿元。

　　然而，2018年3月至今，大生农业集团遭遇债务违约，不得不变卖资产和进行股权转让。

　　再如，海航集团旗下海航旅游也曾是长安银行第五大股东，由于流动性债务危机，海航系整体陷入困难，海航旅游拖欠陕国投5亿元债务，不得不用长安银行股权进行抵债，彻底退出长安银行。

　　“这些民营股东本身经营出现困难，一旦出现现金流问题，银行作为其中资产之一也难逃被冻结拍卖的结局。”西部某家城商行高管对记者表示，更为重要的是，需要防范这些股东在关联交易上给银行带来的额外风险。

　　“前几年股东之所以投资金融业，有几个是真正的财务投资？不就是想利用股东的优势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源支持？如果没有这个目标，谁愿意投资，这就是中小金融机构特别尴尬的地方。”某上市城商行高管对记者表示。

　　互联网科技新贵上位

　　相较以前，近年来地产、制造业等传统产业企业纷纷谋求金融牌照的现象已陆续减少，反而是互联网金融科技企业入场呈现增多的态势。

　　相关银行业人士对记者表示，此前监管尺度相对宽松，但在包商银行、恒丰银行等事件之后，各地监管机构对于民营资本入股银行资质审查更为严格，担心“目的不纯”的股东再次出现。

　　360集团是今年新进斩获银行牌照的互联网科技巨头。今年6月，360集团斥资12.8亿元获得天津金城银行30%股份，成为该行第一大股东，也意味着360集团成为继腾讯、阿里之后第三家拥有旗下银行的互联网公司。

　　“尤其是出了包商银行等事件后，地方银监局对银行股东把关很严格，除了最基本的资本实力要求，还会考虑新入股的股东能否给银行带来所需资源。”一家美股科技公司人士对记者表示，“可能以前股东入股银行是想从银行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而现在反过来，监管要看你能给银行带来什么资源，成为能不能入股的重要因素。”

　　相比于传统产业的股东，互联网科技公司天然具有更强风控技术、丰富的场景、庞大的数据优势，可以帮助银行场景应用落地、提升金融服务质效，赋能银行的能力突出。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除了腾讯、阿里和360集团先后成为相关银行的股东，其余金融科技公司也在想方设法入股包括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持牌机构。

　　例如，2019年9月和12月，乐信和信也科技分别入股了江西裕民银行和福建海峡银行。今年6月，小米集团发起设立的香港虚拟银行“天星银行”和重庆小米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相继开业。同月，玖富数科则通过入股形式成为湖北消费金融公司第二大股东。

　　消金行业人士认为，互联网公司入局银行和消费金融，均是可以将其庞大的用户流量和数据，更全面地参与银行、消费金融的获客引流、贷款撮合和不良催收等，在数据、风控技术和营销方面给予银行和消金公司更多支持。

　　“现在银行等金融牌照的红利也没有以前多了，监管也更严格了，我们在找银行定增对象的时候非常犯愁。在这种经济环境下，比较有资本实力、不缺钱的对象，除了险资，可能就只有科技公司了。”华中一家城商行董办负责人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而对于银行股权管理，今年7月20日，银保监会在召开的2020年年中工作座谈会暨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持续完善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严格规范股东股权管理，加强股东资质审查，实施股东入股“承诺制”，对违法违规问题股东坚决实施行业禁入。（记者胡飞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