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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朝历史为何有多样解读

2019-01-12 10:03来源: 人民日报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李华瑞

  宋代历史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段特别的记忆。随着不同时期研究方法和观察视角的不同,人们对宋代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

  1279年南宋灭亡以后,元世祖忽必烈诏令修辽、金、宋史。但忽必烈之后,历经数朝却迟迟未能成书,主要原因是为以辽、金为正统还是以宋朝为正统争论不休。直到元顺帝时丞相脱脱裁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才使修纂得以顺利进行。元朝对宋的盖棺之论主要有两点,一是对程朱理学高度肯定,这与元统治者将朱熹学说定为“国是”一脉相承。其二,元朝史臣在论宋代“其有弊”时指出,“大概声容盛而武备衰,论建多而成効少”。这两个方面大致也影响了明清的认识。

  明朝统治者特别强调对宋朝历史文化的认同和继承。重修《宋史》和重视研究宋史成为明代史学的一大特色。有明一代先后产生了123种宋史著述,现存62种。明朝编撰《宋史纪事本末》的陈邦瞻,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大势已看到宋代是汉唐之后历史大变革的时期。明人对宋文、宋诗、宋词、宋画的褒扬和批评,更是奠定了宋代文学艺术与汉唐并峙的地位。

  到了19和20世纪之交,中西学者均将宋代历史指向中国近世的开端。1922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系统阐述了其宋朝是中国近世开端的假说。内藤的假说是建立在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即上世(上古)、中世(中古)、近世(近代)三分法,认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的假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清以来中国学者提出中国近世(明、清)的文化主流源头起自宋,与日本学界有本质的不同,主要是从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来看。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在《宋辽金史》总论中说:“治宋辽金史,实为治近代史之始基。”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寅恪对赵宋文化的高度褒扬:“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那么宋朝“积贫积弱”的帽子从何而来?其实,早在南宋后期,有识之士就说“民穷”“财匮”“兵弱”是当时的三大弊政,元明清人一致认为宋朝“武备不振”和“积弱”。20世纪50年代末先师漆侠先生在《王安石变法》一书中将“积贫积弱”连用来概括宋神宗实施变法的主要社会原因,1962年邓广铭先生将这一概括引入《中国史纲要》宋代历史部分的书写,遂使“积贫积弱”成为20世纪后半叶评价宋代历史的代名词。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积贫积弱”说呢?根据目前的研究,“积贫”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正。从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角度而言,宋仁宗朝形成的“财匮”延续到南宋,地方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财匮”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而从“民穷”的角度来说,宋代社会最底层的人民,与魏晋隋唐相比,不论是法律身份地位、迁徙自由以及谋生手段,都有较大的改善和提高,加之宋朝的社会救济制度不仅汉唐难以企及,元明清也没有超过,而宋代大中城市里五万贯家财的富户人数众多,所以要辩证地看待宋朝的“积贫”。

  过去对宋朝积弱的认识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势弱,二是军事能力弱。对于前者,大多数研究者都不能认同,因为宋朝的经济、科技整体发展水平远不是辽、西夏、金、元所能比拟。而对于后者虽有质疑者,但未能得到充分解释。我以为,战争具有防御和进攻两种基本形式,宋朝战争失败主要是发生在主动进攻战上,而从防御战来看,则多能取得不俗的战绩。

  那么宋人为什么能打防御战而不能打进攻战呢?这大致有四个原因:一是由于中唐以来兵制变革、选官制度变革,军功集团从历史舞台上退出,那种通过军功受爵的世风被科举取士所取代,因而宋朝必然缺乏汉唐那种开疆拓土的精神。二是宋朝自太宗朝以后奉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崇文抑武”不等于“重文轻武”,自仁宗以后宋朝国防开支要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十之七八,所以并没有轻武,而“抑武”确实是宋的国策,抑制武将专权,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至北宋末,举国竟无折冲御侮之将。三是宋朝实行募兵制,人们当兵主要是为了养家糊口,没有争取军功的动力。四是中唐以后中原王朝丧失了可供驯养军马的草原,难以组建骑兵部队。

  可见,宋朝的“积弱”是多种综合因素形成的。

  进入21世纪,国际上开始重新认识明清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地位,这也使得国内学者把宋代置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给予新的评价。目前,宋代经济革命说、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宋代是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等观点散见于各类宋史论著。可预见的是,宋代历史的形象仍将处于不断变化中,这也是宋代历史的魅力。

[责任编辑: 秦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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