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议社会共治保障食品安全

2018-08-11 09:53来源:法制日报 A+ A-

  近年来,在强调尊重市场规律,各级政府机关纷纷简政放权。体现在酒类管理上,自2006年实施的《酒类流通管理办法》被废止,酒类流通所需要的三证:生产证、流通证、安全许可证现已不再被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废止《酒类流通管理办法》会使酒类市场更加透明公正,同时对酒商减负,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流通效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酒类流通管理办法》的废止对正规酒厂、酒商而言是利好,也让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酒类的人员有了可乘之机。由于放开了对酒类的全程监管,一些无良酒厂和酒商在制售假酒时更加肆无忌惮。以往对酒类监管强调全程监控,防患未然,如今已变为更加注重事后追责。2017年12月22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出台《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管理办法》。我认为,这个部门规章很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通过全面推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工作,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推进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增强政府部门公信力执行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任超:关于打击制售假酒的监管,我认为在主体、方式、流程和技术方面都有需要完善的地方。目前,假酒呈“产、供、销”一条龙产业链状,虽然工商部门、质监部门、食药监部门等政府部门各有分工,但囿于职能不同仅能处理某个环节,例如工商部门负责对流通环节的售假问题给予处罚,但是对于源头的制假者的查处属于食药监部门的职责,工商部门不会越权调查处理,导致治标不治本的结果。而随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组建,将以前涉及食品药品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监管的几个部门整合,九龙治水的监管模式有望结束。

  制售假酒层出不穷,但监管部门仍然以抽查、突击检查为主,并且开出罚单或整改通知书之后了事,监管力度不够,不能从根本上发挥监督的威慑作用。此外,市场上假酒的辨识度越来越低,“山寨酒”造假水平与日俱增,监管部门也应当针对新的造假技术相应改进,加强和专家等专业人士的合作,学习辨别假酒方法、提高检验检测能力,提高监管队伍的专业化程度。

  鼓励消保委提起公益诉讼

  记者:我国对食品安全问题非常重视,在保障食品安全上不遗余力,出台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引导、规范行业健康发展。现行的法律法规还有哪些待完善之处?

  郭泽强:目前,食品监管多在接到投诉之后或者发生危险之后,这属于事后监管、被动监管。缺乏事前和事中监管,未能做到防患于未然。事前监管是指在制售假酒者准备原材料等准备活动时打击,使得制造环节落空。事中监管是指制售假酒者在运输过程中或批量运抵线上和线下销售地点时及时打击,使得销售环节落空。法律法规应当注重事前预防与事中纠正,而不能被动的事后处置。

  在处罚力度上,应加大罚款和罚金刑,而不是一味强调用死刑等方法刮骨疗伤。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制假售假行为的处罚没有达到预防违法犯罪的效果,对制假售假行为人的处罚与其获得的利润不成正比,违法犯罪成本过低没有起到震慑作用。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大罚款和罚金刑的力度,不仅要没收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还要处以高额罚款和罚金,足以使其丧失再次制假售假的能力。值得关注的是,最近出现对于制售假酒者严惩甚至动用死刑的呼声。我认为,上述呼声缺乏法治思维。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看,规范制假售假行为应当建构一个立体的责任体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刑法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发动应作为达摩克利斯之剑,悬而慎发,严法慎刑,这才是现代法治国家刑法谦抑与宽容之体现。

  任超: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大了对厂家欺诈行为的惩罚力度,将“双倍赔偿”修正为“三倍赔偿”。食品安全法则规定,销售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可以要求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刑法中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也规定了不同销售金额对应的刑期和罚金。但目前的惩罚力度,较于制售假酒的暴利缺乏威慑力,应当提高行政处罚的罚款金额。同时,应综合考虑制售假酒的社会危害性之后决定刑期,提高罚金金额。

  各地制售假酒情况不一,地方应当出台适合本地的打击制售假酒的法规政策,建立健全酒类产品质量检测和追溯体系,明确执法机构,在制售假酒全过程加强监管,规定各监管主体的职责权限以及协作事项,如上海市出台《上海市酒类商品产销管理条例》。此外,还要完善公益诉讼,减少单个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对于单个消费者购买到假酒的情形,应当给予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消保委)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2018年1月5日,江苏省消保委官微发布消息,其就百度涉嫌违法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及相关问题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已由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我认为,由地方消保委提起公益诉讼,这是一个好的开头。

[责任编辑: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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